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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份證，學曆證？」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長就問我。她那眼鏡片後是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著有點心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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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長不耐煩了：「證件，拿出你的證件來！」我急忙從包裏拿出一遝複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協會員證。「您看，這些東西可以嗎？」人事部長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說：「我現在可沒功夫看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證、畢業證和在京務工證！如果沒有的話，等有了再來吧！」說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揮，叫下一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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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有機會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協會員證展示自己的才華，就灰溜溜地被轟了出來。我的計劃全流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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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失望地走出報社。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喪失了。「學曆，學曆！戶口，戶口！」我憤恨地自言自語。走到宣武門，看見新華社那高聳的灰玻璃大廈，我忽然有一種要想爬到那20多層樓頂再跳下來的沖動。我不承認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學生差，甚至認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廈裏去工作，只是我的運氣太差。我少了一張大學畢業證書。多少年來，積澱的苦楚，使我有一種欲大哭一場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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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沒有人會輕易承認我。他們不理解我。他們粗暴地拒絕了我。人事部長那雙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裏又閃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顫。楊小小的笑臉就在這個時候浮現出來。我紀起了那天我和楊小小在街上見著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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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楊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們看見新建大廈頂著巨幅的廣告高聳入雲，街上並行著轎車、摩托車、公共巴士，喧鬧聲依然嘈雜異常。這時，一個傻乎乎的女人從街口竄出來跑著、跳著、大笑著，目光呆滯，旁若無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駐足回眸，有人視而不見。楊小小說：「你看見那個女人了吧，就站在我們面前，前不久瘋的，真可憐。」楊小小歎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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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難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輕。」我驚愕地說。隔一會兒，我好奇地問：「她是什麼瘋的，上次我看見時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一下子就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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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她那男人喜歡『修長城』，欠了一屁股債，後來又逼她去做『雞』，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離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鎖在屋裏，這樣的折磨不瘋也會氣死。」楊小小幽默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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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這裏，喃喃地說：「我怕也要變成瘋子啊！」便去撥楊小小的電話，卻沒有人接。才無可奈何地放下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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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一笛一開始就不贊同我把興趣轉移到「新聞」上來的。他說：「新聞很無聊。你一旦塾悉這一行業，就會發現真的好無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題材抄來抄去，二是同行之間又那麼犯忌……我厭煩死了。真的，還不如閉門做學問，寫小說當作家，或者出國混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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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一笛講到這裏，又望了我一下，說：「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裏轉轉，那些狹長陰暗的小巷子裏倒還是有些真實的東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後在文化圈子裏結識幾個人，有人提攜你的時候，你就有希望了。」後一句，東方一笛強調的是我這樣的人成材的「關鍵」，是鼓勵我去鑽研人際關系學了。當然他說的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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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卻不以為然，這當然我也能從中感到他有點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來，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東方一笛這些年變了許多，有一種玩世不恭、傲視一切的神態。這次國慶45周年慶典活動之後，他更把現在的中國說得一無是處，說什麼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國人的憂患意識那兒去了？他似乎一副優國憂民的味道，對現實充滿著悲觀。他認為，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他的理想棲身之地。現在他在補課，在「充電」，准備考托福，然後去美國或者歐洲箅了。然而，油於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說什麼了。對於我，當前最要緊的是盡快在這裏找到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決了生存問題，爾後才有可能大張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總的說來，此時的我已經喜歡上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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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鐘離東對東方一笛的話漠然視之，從不評論。有幾次，我要他發表「高論」，他總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說的話也是小人物的話。」東方一笛也知道鐘離東不喜歡他的「論調」，便在這個時候把頭扭過去，不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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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帶來的錢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經花完了，現在是鐘離東用他那並不高的工資來支付兩人的夥食費、房租和零用錢。這樣一來，這間可憐的小屋身價已經漲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時的月工資了。今天鐘離東領了工資，便立即抽出三張「老人頭」扔給我，這是給我的「零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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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然地收起了錢。沒有說「謝謝」，說也是廢話。我和鐘離東之間，不是一句「謝謝」能夠可以表達的。這個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人與人之間，親戚朋友與親戚朋友之間，能夠達到我與鐘離東這樣默契、這樣真誠、這樣純潔的話，實在是鳳毛麟角了。在這物欲橫琉的時代，金錢與吞噬了人間許多人的善良與真誠。在城信與友誼純度大減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與鐘離東了。東方一笛做不到這一點。「人生難得一知己，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我感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