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那一年春天之後，我對王建南開始刮目相看。所謂人有人道，蝦有蝦道。
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不是歪門邪道，每個人都有他泡妞的獨特之道。
散場之後，我和王建南尾隨女生們到了她們的宿舍——俗稱「熊貓館」。學校的詩社社長是一個很熱心的小夥子，名叫文迪，他尊敬地稱王建南為「王老師」，稱我為「胡老師」。他告訴我們，周家梅老家在重慶，89級中文系學生，住女生宿舍9號樓。
後來聽王建南說，其實那次詩歌朗誦會可謂「盛況空前」。除了詩歌，氣功也登場亮相，著名氣功大師陳小雨表演了耳朵聽字、隔空取物等特異功能，成都搖滾先驅「二流子樂隊」的陳中和姚西演唱了他們的成名作：《1989年的**》。
比王建南高幾屆的幾個詩人當晚喝得大醉，最後犯了事，其中兩個因調戲婦女被治安處罰勞教一年，還有一個因偷自行車被勞教兩年。
王建南說幸虧了我們泡粉子去了，否則喝酒的時候他肯定在場，不定會惹出什麼事來。
當宿舍樓大媽把周家梅從523叫下來，亭亭玉立站在我面前時，我手足無措，幾乎當場崩潰，和幾年前第一次見到沈秋的情形完全一樣，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王建南先說話了：「你好小周，我姓王，聽了你的朗誦我們都很感動，你是一個很有悟性的女孩。」
「你就是王建南老師吧？謝謝誇獎，我好像讀過你的詩。」周家梅羞郝地說。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是胡向東，准備為你寫一首詩！」
說完這句話，不僅是王建南，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如果現在還有一個男人這樣對女人說話，她一定會罵他「腦袋裏有乒乓！」
但在當年，這是十分正確的愛情表白，我從來沒有寫過朦朧詩，事後，我很為自己當時的勇氣自豪。
不過，我可以向王建南學習，從此後，我加深了和他的友誼。
輪到王建南牛逼了，他現在是大爺，是老師，我必須向他求救。愛情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混混加入到了文青的行例，王建南當然非常樂意，並表示要傾囊傳授。他馬上借給我一大堆書，讓我好好學習揣摩。並重點勾出了葉芝、聶魯達、艾呂雅、阿波利奈爾、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奧登、麥肯明斯等人的著名情詩，另外還有重慶詩人柏樺、成都詩人翟永明等人的一些作品。
王建南說：詩歌這東西其實很簡單，可能一晚上就會了，也可能一輩子都不會。
經過五天艱苦的學習，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認：自己屬於後者。
在那一年春天我相思成疾，一籌莫展，王建南借給我的那一堆東西，讀起來令我莫名傷感，我似懂非懂，但一句也模仿不出來。
更可怕的事，這些東西仿佛是迷幻劑，給我造成了很嚴重的後遺症：相思病開始加劇，對事業不思進取，就像現在電視連續劇裏的那些警察一樣，多愁善感，對花流淚，見月傷心，拾金不昧五講四美三熱愛、除四害講衛生、扶盲人過馬路、給孕婦讓座位幫小朋友系鞋帶——很多的街坊鄰居都跟我媽說：東東這娃娃肯定得了神經病，要不要送「四醫院」看看。
「四醫院」就是成都市精神病醫院，我知道，這都是愛情詩所害的，王建南告訴我，美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給情人送玫瑰花時，一般都喜歡附上幾句情詩，就像現在的大學生要附上自殺的詩人海子的情詩一樣。比如美國人喜歡用肯明斯的那首著名情詩：「愛情比忘卻厚比回憶薄比潮濕的波浪少比失敗多它最癡癲最瘋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為長久——它最明朗最清醒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更為不朽。」
或者帕斯的：「你名字的音節穿過我失眠的鐘點——」
或者是聶魯達的：「今夜，我能寫出最悲涼的詩句——」
我的確感到萬分悲涼，但卻寫不出一句那怕稍微有一點點悲涼的詩句。
這場相思病害了大半年我才恢複正常。經過這番熏陶，我在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懂得了很多掌故，完全可以冒充文化人，同時也讓我順利進入了廣告行業。
但是周末快到了，在周家梅面前說了大話之後，我拿什麼東西再去見她呢？
我只好向王建南求救。我問他以前寫過愛情詩沒有，他說上大學的時候寫過。
「現在能不能寫？」我問。
「不能，」王建南很正經的說，「只有愛而不得的時候，才可以寫情詩，正在戀愛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很肉麻，沒有戀愛的時候寫的東西很空洞、很矯情。」
這一點我能夠理解，所以我說：「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寫的情詩給我看一下。」
「不行，它們在一個女人手上。」王建南說。
沉默了一陣之後，王建南問，我是不是真愛周家梅？
廢話！我嶄釘截鐵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