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市長，您希望通過政府規劃，把東州建設得像華盛頓，還是像紐約？像上海，還是像北京？」一位記者問。
「我希望東州既不像華盛頓，也不像紐約；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東州的文化是獨特的。沒有盧浮宮，巴黎是什麼？沒有音樂，維也納是什麼？所以東州就是東州，東州是獨一無二的。」薛元清神采飛揚地說。
「那麼東州的優勢是什麼？」記者又問。
「『經營城市』的理念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經營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東州市長後提出來並積極倡導的，國企是國有資產，城市本身也是國有資產。政府掙錢，不僅可以通過征收企業的稅收，也可以通過經營城市使財政增收。企業可以由董事長和總經理來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長來管，如果市長的興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業，這個城市就會因疏於管理而荒廢。髒亂差的城市，以經濟眼光來看，就意味著悄悄地貶值，也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市長不管企業，還有董事長和總經理；市長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無人去管。」
薛元清的講話很具煽動性，他作秀的本領一點都不比李國藩差。
我記得在一次經濟研討會上，李國藩和張國昌邀請了二十幾名東州市人民政府經濟顧問，在會上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大談東州經濟GDP的增長，當時李國藩的本意是想通過這次作秀讓這些經濟顧問們對自己在東州的政績在理論上拔拔高，沒想到卻遭到了批評。
一位姓鄭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嚴肅指出了東州經濟與生態發展之間的矛盾，指出增長也要講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說，增長和發展並不是內涵完全重疊的概念。東州市決策層對這一點的認識有誤區，總認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認為增長了就是發展了。其實，根據發展的類型，有的是「高增長、高發展」，有的是「高增長、低發展」，也有的是「高增長、無發展」。東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長、低發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陷阱。
兩位院士對東州的發展提出了批評，這使李國藩的心裏很不舒服。最後，張國昌說，各位對市政府還有什麼要求，盡管提出來，各位都是專家院士，是東州市最大的財富，有什麼要求我們都盡量滿足。
鄭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個要求讓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很為難。他們說，能不能給東州市的院士「市長級待遇」。
我沒想到兩位院士還有這種官本位思想，科學的最大悲哀就是給有成就的科學家戴上一頂烏紗帽。不過，我看得出，如果選這兩位院士當市長，他們會義無反顧地拋棄得之不易的院士頭銜。這是不是科學制度的悲哀。
這件事讓我認真地思考了市長都有什麼待遇，答案是：一個不腐敗的市長只是人民公仆，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一個腐敗的市長自認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麼待遇就有什麼待遇。
如果官員把權力看成是公眾的，就會運用權力造福社會；如果官員把權力看做是實現自我價值用於自我享受的工具，就會危害社會和人民的利益。
現實生活很難證明，想當官的人都是出於為社會服務的目的。理性的社會學者更願意把職業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當作人生方式來考察。既然是投資，每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考慮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
8、選擇
我在大學時是很想當一名受人尊敬的院士的，不知為什麼鬼使神差地從了政。可能自己是學生會幹部的緣故，我大學二年級就擔任了系學生會主席。
我是學生物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在我看來，人不過是有思想、會說話的動物，因為動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最起碼無論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懂得傳宗接代，它們只有在需要傳宗接代時才發情。而人在傳宗接代的基礎上，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優生優育，這一點讓人的性要求相對於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來說更精神化了。
我每天在實驗室裏解剖著各種動物，分類著各種植物，培養著各種微生物，暢想著二十一世紀就是生物世紀的美好夢想，一口氣讀完了研究生。
快畢業分配時，研究生部王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
「雷默，省政協副主席、省委講師團團長馬奇到我們學校選人，馬團長要一個學經濟的，我推薦了你。」王主任慈祥地說。
「王主任，為什麼推薦我？人家要學經濟的，我可是學生物的。」我不解地問。
「我了解那幾個學經濟的，我怕他們給我們學校掉價。」王主任毫不掩飾地說。
於是我就在研究生部的小會議室裏見到了馬副主席。馬副主席聽說我是理科的學生，就問我，《自然辯證法》是怎樣的一本書？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寫作雖然沒有完成，但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當代自然科學的各種結論作了科學的概括。一九二五年這部遺著以手稿和筆記的形式出版，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它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口若懸河地說。
很顯然，我的回答令馬奇同志很驚詫，他沒想到一個學生物的也這麼懂《自然辯證法》。「你能知道恩格斯對《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沒有完成就很不簡單。」馬奇同志贊賞地說。「《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種運動形式的辯證關系。這在生物學研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我繼續補充道。
馬奇同志很願意跟我談話。「想不想從政啊？」他和藹地問。
「想過，但只是想想而已。講師團是幹什麼的？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給領導幹部講馬列主義，聽課的可都是大幹部。你願不願意去呀？」馬奇同志解釋說。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離畢業還有兩三個月，我的當務之急是論文答辯。我以為，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一個星期後，研究生部主任又通知我，讓我去省委講師團一趟，幾位副團長要見見我。
我惴惴不安地來到省委，在收發室登了記。收發室的工作人員往裏打了電話，同意我進去。我走進省委大樓。這是一座蘇式建築，樓的舉架很高，但窗戶很窄。
我走在幽深的鋪著紅地毯的走廊裏，感覺到一種無形的森嚴和神秘，心裏有些發慌。幾位副團長在一個小會議室接待了我。馬奇同志今天沒在。
「雷默，馬奇同志介紹了你的情況，我們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團長說。他們讓我談一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我來之前多了個心眼兒，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幾本著作我都翻了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