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的媽媽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用現在的話說，就叫「女文青」。爸爸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到媽媽的學校去作報告，講自己的創作經驗，媽媽就這樣認識了爸爸。
一個風度翩翩的青年男作家在台上侃侃而談，無數個女文青在台下聽報告，一個個心猿意馬，不知道是傾倒於岑作家的口才，還是傾倒於岑作家的風度。
媽媽一下就愛上了這個玉樹臨風口若懸河的青年人，成了岑作家的堅定擁躉，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成了岑作家的「鐵杆粉絲」。
但岑作家那麼多的粉絲，媽媽要想進入岑作家的視線，還真是不容易，努力了很久，也還只進入了岑作家的外圍粉絲團，跟好幾個女生一起，請岑作家上過一個文學小課。
如果不是那場史無前例的反右運動，媽媽可能永遠都沒機會獲得岑作家的垂青。
有時生活過得太不如意，岑今就會詛咒那場反右運動，如果沒那場運動，她的父母就不會結合，也就不會生下她來，那她就不用經受人世間的種種痛苦；但到了生活甜蜜的時刻，她又會感謝那場反右運動，如果沒有那場運動，爸爸會一直在省城當他的作家，而媽媽也會在省城某個學校教書，但不會結為夫婦，生下她來。
第4節
4
岑今的父親岑之，成名是因為筆杆子，倒黴也是因為筆杆子。岑之的一支筆，把自己寫上了「青年作家」「獲獎作家」的寶座，也把自己寫進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當年，年輕氣盛的岑之響應党的號召，幫助党整風，用自己寫小說寫詩歌的筆，寫下了幾篇向党提意見的文章。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為他原本是不屑寫那些非文學的東西的。
反右運動一開始，岑之就被揪了出來，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發配到一個邊遠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學當了一名教師。
岑之的到來，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聞，因為E市離省城有幾百公裏，交通很不方便，坐車坐船要花上一兩天時間，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過省城。現在有個從省城來的右派，曾經是大作家，出過書，文章上過報刊雜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來使三中領導大大地頭痛了一番：能讓這個省城來的右派份子教什麼課呢？
岑之自告奮勇要教語文，說這是自己的本行。但學校不敢讓岑之教語文，怕他向學生灌輸右派思想。那就教曆史吧。
不行，教曆史太容易借古諷今了。
教音樂？
更糟糕，公開向學生傳播靡靡之音？
多次討論的結果，岑之成了一名「勞動課」教師。
以前三中的勞動課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帶著學生去打掃操場，挖坑種樹，侍弄學校的幾塊菜園子，為學校食堂砍柴買煤之類。現在有了岑之這個專職勞動課老師，班主任們就解放了，輪到哪個班上勞動課，就該岑之去上，帶領學生勞動，自己也從勞動鍛煉中改造思想。
三中這個做法在當時還絕無僅有，一下就在E市傳開了，三中校領導為此還受到上級嘉獎。
但岑之就倒黴了，一輩子都沒幹過體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現在不得不帶領學生勞動，不僅自己要身體力行，肩扛手挖，還得維持紀律，防止學生打架鬧事發生工傷事故，可把岑之累壞了。
渾身布滿了作家夢基因的岑之，被發配到這麼一個小地方，淪落到幹體力活的地步，而且沒有一絲一毫重返省城重當作家的可能，自覺已到了人生的終點，了無生趣。
聽說岑之那時經常在河邊、池塘邊和糞池邊轉悠，拿不定主意跳哪個可以死得更快更徹底。
那時E市的自來水還不普及，就是學校和工廠裏有自來水，居民吃水都到河裏去挑，岑之覺得跳河不保險，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見，搭救上來，前功盡棄，還會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殺未遂」，今後的日子更難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婦女看見，一頓吆喝，被人從池塘裏扯出來，還是前功盡棄。
跳糞池倒是沒人會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裏灌進屎尿的滋味，想必會很難受，而且死得那麼肮髒，想投胎轉世當作家都沒指望了。
正當岑之瀕臨絕望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書信，稱岑之為「吾師」，落款是「一個敬仰你的文學愛好者陶今芬」，內容全都是鼓勵的話。
岑之絞盡腦汁，都沒想起這位陶今芬是何許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記事本找出來翻看，也沒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寫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來往了。他撕掉了那個記事本，找出一個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欄裏恭恭敬敬寫下「陶今芬」幾個字，在「關系」欄裏感激涕零地寫下「救命恩人」幾個字。
岑之很謹慎地回了一封信，說自己正在努力進行思想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
陶今芬很快又來了第二封信，這次就沒那麼多客套了，在「吾師」這個稱呼後面加了個「吾愛」，並直截了當地傾訴了自己對「吾師吾愛」的愛慕之情，感情真摯，文筆優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夢中。
直到這時，岑之才想起一個模糊的臉相，陶今芬應該是那個臉色有點蒼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學生，倒像一個還沒發育成熟的中學生。他對陶今芬有那麼一點兒印象，也是因為她的尚未發育，他當時以為是哪個女生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