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十六
盡管很多年後，王石的萬科、張瑞敏的海爾與柳傳志的聯想如日中天，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標杆型企業」，不過在1984年，中國最值得稱道的公司卻還不是它們，而是一家誕生於廣東三水縣的飲料工廠。 
3月，三水縣酒廠廠長李經緯突然把眼光瞄准了第23屆奧運會。 他得到訊息，國家體委將在6月份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什麼。 而此刻，他手上有一種還沒有投放市場，甚至連包裝罐和商標都沒有確定下來的新飲料。 
李經緯這年45歲，他幼年喪父，少年亡母，打小在孤兒院裏長大，成年後他當上了三水縣體委的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擠被配到縣裏的酒廠當廠長。 那是一個只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李經緯去後苦心經營，竟被他開出一條啤酒生產線，生產出的強力啤酒在當地漸漸站住了腳跟。 1983年，李經緯去廣州出差，在街邊買了一瓶易拉罐裝的可口可樂，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這個飲料，也就是在這時，他突然萌了做飲料的念頭。 那時，隨著可口可樂在中心城市的日漸風靡，一些小型的飲料工廠已經在各地冒了出來，有些甚至直接冠上了「可樂」的名號，出現在四川成都的天府可樂是第一個國產可樂飲料，隨後河南出現了少林可樂，杭州出現了西湖可樂，資料顯示，當時國內的各類飲料工廠已經過2ooo家。 體委幹部出身的李經緯很「天才」地想到了運動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出一種「能讓運動員迅恢複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 在歐陽孝的主持下，一種橙黃色的飲料水被開了出來，它有一個很拗口的名稱—「促量恢複合劑運動飲料」，實際上，它是一種含堿電解質飲料。 
當年的三水酒廠，一年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敢於把目光直接盯向奧運會，實在是膽識過人。 4月，亞洲足聯將在廣州開一個會議，李經緯想把飲料帶到這個會上去，這樣就有機會接觸到國家體委的人。 而這時，連飲料的品牌叫什麼，商標是怎樣的，到底采用何種包裝，都還沒有一個影子。 那時的廠裏已經有一個叫「肆江」的品牌，但是李經緯卻不滿意，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個新的名字—「健力寶」，聽上去琅琅上口，還很有「保健」的暗示。 為了設計商標，參與產品開的陳新金醫生自告奮勇，請自己喜愛書法的哥哥將「健力寶」三個字寫在一張宣紙上，李經緯又請縣裏的廣告公司設計出一個由中國書法與英文字母相結合的商標圖形，這個新商標在1984年的中國商品中如石破天驚：「J」字頂頭的點像個球體，是球類運動的象征，下半部由三條曲線並列組成，像三條跑道，是田徑運動的象征。 從整體來看，那個字的形狀又如一個做著屈體收腹姿態的體操或跳水運動員。 整個商標體現了健力寶與體育運動的血脈關系。 它在當時陳舊、雷同的中國商品中簡直算得上是鶴立雞群。 
李經緯另一個大膽的舉措是提出用易拉罐包裝健力寶，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易拉罐無疑是高檔飲料的代名詞，那時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三水酒廠更不可能有這樣的罐裝線，李經緯四處奔波，最後竟說動深圳的百事可樂公司同意為他生產代工。 就這樣，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2oo箱光鮮亮麗的健力寶准時出現在了亞足聯的廣州會議上，引起了一陣驚叫。 6月，健力寶沒有爭議地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選飲料，跟所有的參評飲料相比，它是唯一的罐裝品，品牌形象與體育運動天然有關，而且口感、色澤和質量均無可挑剔。 
8月，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會，也是第一次由民間舉辦並產生了盈利的奧運會。 中國代表團在此次運動會上憑借許海峰的射擊實現了金牌「零的突破」，最終奪得15枚金牌，金牌數僅次於美國、羅馬尼亞、聯邦德國，位居第四。 奧運會上的成功，極大地激了全民的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選飲料，健力寶也獲得了不可想象的關注。 
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上，已經成為民族英雄的中國女排姑娘以勇不可擋之勢，直落三局，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了「三連冠」的鴻鵠偉業，這在當年度是一件舉國沸騰的盛事。 在11日的東京新聞》上，記者表了一篇花邊新聞稿靠「魔水」快進擊？》，他好奇地現女排運動員在比賽中一直在喝一種從沒有看到過的飲料—事實上，健力寶在當時除了供給中國代表團，連在國內市場上也幾乎沒有任何的銷量，於是便猜測「中國運動員取得了15塊奧運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種神奇功效的新型運動飲品（健力寶）的緣故」。 很顯然，這是一篇信手寫出的、沒有經過任何采訪與核實的新聞稿。 中國運動員成績大幅度提升在國際上引起過很多的猜測，這無非是其中還算友好和調侃的一種。 沒有想到，一位隨團采訪的羊城晚報》記者看到了這篇新聞，他將之妙手改寫成「中國魔水」風靡洛杉磯，當這條「出國轉內銷式」的新聞在晚報上刊出後，居然被迅廣泛轉載，「中國魔水」與「東方魔女」（對中國女排的昵稱）交相輝映，在早已沸騰的奧運熱上再添一份充滿了神秘氣息的驕傲，它實在非常吻合一個剛剛回到國際舞台的東方民族的心理滿足。 健力寶一夜而為天下知。 
李經緯就這樣交上了好運。 1984年，健力寶的年銷售額為第二年就飛竄到165o萬元，再一年達到1.3億元，此後第一品牌」。 在最緊俏的時候，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前來拉貨的大卡車，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就被炒到了2萬元。 健力寶的崛起，意味著中國飲料市場的春天到來。 同時，受其刺激，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相繼冒出無數大大小小的飲料工廠和食品、保健品工廠，「珠江水」和「廣東糧」北伐中國的時代開始了。 
《激蕩三十年》之
十七
不誇張地說，1984年是屬於珠江三角洲的。 鄧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範效應，在這一年終於酵。 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東南飛，紛紛奔赴此地。 
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裏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件，他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後，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誓自己以後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裏上班，因為那裏「人人都覺得能幹，卻什麼都不幹」，他也將坐著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後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netbsp; 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曆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借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台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沖進大雨中號啕大哭。 1o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餘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 潘寧造冰箱，在技術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廠的支援，在資金上則是由鎮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制費，所以，這家工廠成了「鄉鎮集體企業」，這一產權歸屬最終決定了科龍和潘寧的悲情命運。 
在1984年誕生的這些公司，在今後將相繼散出它們的光芒，不過在那時，它們還非常的幼小，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 它們都沒有太多資源，創業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區和角落，它們所從事的產業大多與人們的日常需求相關，這也是企業能夠迅成長的前提。 跟那些擁有大量設備、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老牌國營企業相比，它們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當時，這些公司在性質上也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不過由於新創辦—如聯想、萬科等，或瀕臨破產—如海爾、健力寶，所以並不在政府部門的關注對象之列，相應地便也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 而正是這點可憐的自主權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計劃」的時代，它們是少數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如果說，張瑞敏、柳傳志們的困難是找不到項目和方向，而那些手擁資源的老牌國營企業卻為不得自由而苦惱。 這幾乎是一種宿命，在體制逐漸市場化的過程中，那些老企業將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他們的優勢和積累日漸老化、消失，最終被時代所淘汰。 年初，鄧小*平在南方的行動讓舉國上下感覺到了進一步擴大改革的決心，很快，在各個領域，突破**件頻頻生，停滯了兩年多的變革列車再次快啟動。 3月24日，福建國有骨幹企業55位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松綁》在福建日報》全文刊登，這成為當年度最具轟動性的企業事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齊聚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廠長經理們的抱怨之聲不斷，「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於是在黃文麟等人的帶頭下，廠長們以「請給我們松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寫了一封信。 
這是一份言辭懇切、表述謹慎的公開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 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 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松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 」55位廠長、經理具體要求「松綁」的權力被分成五點，主要有三條：一是人事權，企業幹部管理除工廠正職由上級任命，副職由廠長提名、上級考核任命，其餘幹部通通由企業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幹預。 幹部制度破除「終身制」和「鐵交椅」，實行職務浮動，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幹」能「工」。 二是財權，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由企業自己支配使用，有關部門不得幹涉。 獎金隨著稅利增減而浮動，不封頂，不保底。 企業內部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諸如浮動工資、浮動升級、職務補貼、崗位補貼等多種形式的工資制度和獎懲辦法。 三是企業自營權，在完成國家計劃指標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組織原材料所增產的產品，允許企業自銷和開展協作，價格允許「高進高出」，「低來低去」。 
日後披露的史料顯示，這封「公開信」並不完全是廠長們的自行為，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黃文麟當時是福建省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也就是主管該省企業改革的主要官員之一。 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借廠長經理之口，唱出的一台「松綁雙簧戲」。 事實上，自「松綁信」後的二十餘年間，中國企業家再也沒有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過權益爭取的行動。 
黃文麟的這個異乎尋常的戲劇性行動，在當時顯然得到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默許和鼓勵。 黃將公開信在會議當日就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後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 第二天，公開信便在日報的頭版頭條刊出。 當日，福建省委組織部就拿著報紙組織研究，決定在企業人事任免、幹部制度改革、廠長權力等三方面，給企業「松綁放權」，其他的主管部門也紛紛下文，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松綁放權』」。 一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籲「松綁放權」的消息，還配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贊賞。 
至此，全國報紙紛紛轉載、評論，「松綁」新聞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件。 在企業史上，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就經營者的自主權向資本方—政府部門提出公開的呼籲，它之所以會滾雷般地引全國性的轟動，實在是因為這種聲音已經被壓抑太久太久了。 盡管它的產生其實帶有很強的政府操作的色彩，不過在實際的效果上確實對全國的企業改革起到了強力催化的效應。 「公開信」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籲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 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 5月1o日，國務院順勢頒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後又做出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幹決定》，直到兩年後，國務院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松綁新聞」是國營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志**件，「公開信」表的3月24日還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 此後，國營企業家們還將為自主權的全面落實抗爭十多年。 2oo4年，在「松綁公開信」表2o年之際，有記者追訪當年的55個企業，結果現，其中1/3破產，1/3被民營或外資公司兼並，還有1/3處境艱難。 公開信的參與者之一、福州閥門總廠的原廠長陳一正對來訪者說：「我常常問自己，當時要的權用好了嗎？」
《激蕩三十年》之
十八
隨著宏觀調控的松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 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o世紀8o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 而松下來中國，並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設備。 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後，中國一共引進了1o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地崛起。 在一個消費日漸蘇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設備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布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 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裏程碑」。 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 
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 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中文文字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oo」的打字機在隨後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法國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個研制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 
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暗示和懸念的年份。 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e11）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 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國家。 
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麼恐怖。 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占據上風，裏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 在全球商業世界裏，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 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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