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還有一種東西比當百萬富翁的設想更吸引他。他覺得暴徒們的宣言中有某種東西並不壞……儘管如此，這麼干是不對的。哪能用目的來為手段辯護呢！
還在報導綁架案的各報出版前，一些電視攝製組和記者已經啟程前往尼札。根據人們從外界的觀察，弗雷斯卡家裡籠罩著陰鬱的氣氛。弗雷斯卡先生同外交部和警察總署通了電話。他讓他的僱員們站在花園四周，制止好奇的人們闖入，可以進來的只有警察局和部里的官員以及總領事先生。
外交部里空氣緊張。法國警察總署的一位局長在傾聽國務秘書向他分析羅蓮小姐綁架案可能引起哪些麻煩。看上去局長的表情已輕鬆，可是他心中有一種感覺，他正被推入一種非常棘手難辦的處境。這一案件來得真不是時候。眼下適值夏天，他手下的人有三分之一休假去了，還有病號，而犯罪率正是高峰時期，小偷、詐騙犯、歇斯底里的電影明星活躍地穿梭往來，每一個都得有個穿制服的保姆看著點。
「那麼您將如何著手呢？」國務秘書問。
「我們已經做了一點事，」警察局長匹埃爾回答說，「通報了國際警察組織，倫敦的同事向我保證一定大力合作。已通知英國和法國的所有機場進入戒備狀態。」
「您知道萬一我們失敗，後果會如何嗎？」
「不完全清楚，先生。但我知道弗雷斯卡的勢力。」
「那將不僅是一個駭人的醜聞，而且有可能在國會內造成危機——假如弗雷斯卡失去自製，他會使交易所行情出現我們絕不需要的浮動。如果您不把他的女兒送還給他，他會製造許多麻煩。還得儘可能別讓他非掏出大筆的錢來不可。」
「據我所知，羅蓮小姐不是在法國，而是在英國失蹤的。」
「這隻能使事情更複雜！」國務秘書煩躁地喊了起來，「我對英國人和他們精益求精的品質沒有什麼偏見。可是以我們的手段更易達到目的。」
「任何倉促從事都可能帶來不利。」匹埃爾說。
「任何猶豫躊躇同樣如此。」國務秘書反駁說，「我受命給予您儘快採取行動的一切權利。政府將傾全力支持您，包括用錢。」
「先生，只有等兩件事發生后，我們才能採取行動。第一件：等暴徒們的條件公布。這很快就會來的。這是一種心理學伎倆，先讓父母等待，使他們軟下來，那時高額的款項就容易敲詐了。這些條件會給我們帶來具體的啟示。第二件：等倫敦警察廳提供某一條線索。在這之前採取任何行動都是毫無意義的。沒有英國方面的事先同意，我們根本不能進行正式調查」
「這我在十分鐘內就可以聯繫好。」國務秘書說，「不過您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們將傾全力支持您！還要我說得更清楚一點嗎？作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您應該知道您手裡掌握著哪些可能性。」
「我知道，先生。但是……」
「有什麼得罪之處我們以後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國務秘書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同英國關係很好。」
「明白了，先生。您還用得著我嗎？」
「在您臨走前我還想補充幾句。被綁架者萬一死亡，那將是全國性的災難，勢必導致警察部門內許多領導人的更新。」
「您這是在威脅吧？」匹埃爾氣憤地問。
「每個人都得保護自己。」國務秘書看著窗外，「您以為我為弗雷斯卡有個女兒感到高興嗎？」
「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為防止這場全國性的災難已經做了些什麼？」
「我們已委託駐倫敦大使拜會英國政府，遞交一份照會，請求英方盡全力拯救羅蓮小姐的生命。」
「英國政府怎麼表示？」
「他們將全力以赴。」國務秘書回答，然後向匹埃爾轉過身來，「您不相信嗎？」
匹埃爾微微一笑。
「他們將同我們的政府一樣行動。他們會去找一個人，把一切責任都掛在他脖子上；不光是破此案的責任，也包括對可能引起後果的責任。」
有人敲門。一個秘書走進了房間。他默默地把一份報紙放在桌上，第一版登著有關於綁架的文章。標題用紅筆劃了出來。有些句子下面也劃了紅杠杠，這些話講到當局的態度，責備英國對此毫不在意，說英國是極端分子們的老巢。還引伸出去，說到英國的新教人士壓迫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
「舞會開場了，」國務秘書說，「比弗雷斯卡的衝動更使我害怕的，是新聞界。」
「這家報紙不是屬於弗雷斯卡的嗎？」匹埃爾問。
「是的，這不錯。可是它不會是唯一一家興風作浪的報紙。」
「這是什麼時候出的？」
「大約兩小時前，」那位秘書答道，然後走出了房間。
匹埃爾等到房門關上才說話：「我不禁自問，先生，在這個國家，究竟誰是統治者，誰是臣民？」
「您竟然問這種問題？您今天表現得十分天真，匹埃爾先生。從古至今，天南海北，都是這個東西。」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胸。當然他指的不是他的心，而是口袋裡的錢包。
「那我就不懂了。」匹埃爾開始陳述他的理論，但這時電話鈴響了，打斷了他的話。
國務秘書把聽筒遞給他。
「是您的局裡打來的，」他說。
匹埃爾只是聽著，偶爾提出一兩個簡短的問題，他臉上的表情由吃驚轉為憂慮。
「別讓那人走……我是說，請他稍等片刻，等我回辦公室。是的，我馬上就來，」匹埃爾掛上了電話。
「是與我們有關的新聞嗎？」國務秘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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