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部分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17歲，中學生，身高1.68米，身材苗條，長
長的金髮，褐色眼睛，橢圓形臉，特徵：無。服飾：灰色旅行服、白襯衣、
黑鞋子，黑皮包。最後一次被人見到：今年8月17日在維也納施維更特機場
登上10點30分飛往愛丁堡的班機前。該機12點45分到達倫敦希恩羅機場。」
這是打在電傳機帶子上的一條消息。通知對象是國際警察組織和倫敦警察廳。
幾個月來，綁架事件頻頻發生。有的是為了敲詐錢，用來充實自己的腰包，或用於什麼政治目的；有的則是為了逼政府向非法的軍事組織提供武器，他們大言不慚地宣稱：要把這不完美的世界改造完善，要用衝鋒槍掃出一個新世界來。不管這些暴徒、這些組織的頭頭把他們行動的目的描繪得多麼美好，而綁架總是犯罪行為。
地方警察對蕾娜特失蹤的原因一無所知。接到失蹤報告后，他們把尋人啟事發給了通訊社。有幾家日報在地方欄內對此作了報導，最多的達15行。這是因為當時正值仲夏，歐洲大多數政府在休假，所以報紙上有時也報導一些瑣事。電視新聞節目在報導了中東、愛爾蘭和美國的消息后，也播放了蕾娜特的一張照片，女播音員用她柔美的嗓音把上面那段關於蕾娜特的話念了一遍，儘管這幾句話實際上沒有什麼內容。
這一切是由一個電話引起的。打電話的是愛丁堡的芬奇先生。按事先約定，蕾娜特應於17日到達那裡，可是芬奇先生等了一天，仍不見蕾娜特的蹤影。他深感不安，終於抓起了電話……
這個電話打得既費時又費錢，因為芬奇先生的德語不怎麼樣，而歌得斯密德先生的英語也很蹩腳。
8月18日傍晚，當史雷恩路17號歌得斯密德家的電話鈴聲響起來時，歌得斯密德夫婦的心情很好，他們正在商量怎麼度過下周的假期。歌得斯密德先生拿起了話筒。
「我是歌得斯密德。」他語調親切。
「我是芬奇。」聲音來自遙遠的地方，用的是德語。
「哦，芬奇先生，一切順利嗎？」歌得斯密德也學著用英語講話。
英語：「蕾娜特在哪裡？她什麼時候來？」
德語：「我不明白。」
「蕾娜特什麼時候來？」芬奇只得用德語重複一遍。
對話暫停。歌得斯密德聽見電話計時鐘嘀嗒嘀嗒的聲音，他的心跳加劇了。他清了清嗓子。
「怎麼了？她不在您那裡？蕾娜特坐的飛機是昨天上午10點30分起飛的。」歌得斯密德擔憂地回答。
「我們到機場去了三次。蕾娜特沒來。」芬奇德語中夾著英語單詞。
沒來，沒來，歌得斯密德在放電話機的小桌旁坐了下來。
「可是這太怪了，這不可能，我們送她去的機場。她會在。倫敦坐錯飛機嗎？」
「我想不會，這事實上不太可能。」
「我們怎麼辦呢？芬奇先生。」
「您就像我一樣，趕快報警。」
「報警？」歌得斯密德驚恐地叫喊起來，他看了看老伴，她正害怕地注視著他，躡手躡腳，屏息靜氣地走過來。
「對任何情況都要有準備，歌得斯密德先生，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問題，回答，反問，回答，就這麼翻來覆去了一會兒，歌得斯密德越來越慌亂，越聽越糊塗，拿著話筒的手在顫抖，臉和脖子都潮濕了。
「我這就去警察局，」他垂頭喪氣地輕聲說，「我會打電話把情況告訴您的。」
「好的。我很抱歉。再見！」
「謝謝您，芬奇先生——可是，如果您探知她的下落，請及時通知我。」
「那還用說，您不必擔心。」
掛上電話，歌得斯密德先生就到警察局報告去了。警察詳細詢問了蕾娜特此行的目的，有沒有自殺的跡象，有沒有參加背景朦朧的團體、極左組織、法西斯聯盟等等。對這一切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了解他疼愛的蕾娜特，她是個好學生，用功、刻苦，所以父母允許她今年到英國去，邊當保姆邊進修英語。她英語很好，好極了，全班第一。
歌得斯密德先生沒精打采地回到史雷思路他的家裡，走進廚房，在老伴身旁坐了下來。他的老伴正含著眼淚沖洗餐具，然後機械地把盤子收起來。
「我們怎麼辦？」歌得斯密德先生問。
歌得斯密德夫人搖搖頭，用滿是肥皂沫的手捂住了臉。
「我們省吃儉用，為了讓她這次能夠旅行。」他繼續說，「結果呢？哦，上帝！我們該怎麼辦？」
「要是出了什麼事，那就是我們的罪過。」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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