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終於停了。和克萊爾一起憑窗品著咖啡，我一邊在朝南的燦爛陽光下瀏覽著報紙，報上說國家機場已開放。
「那我們去佛羅里達州吧，」我說，「現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馬斯。中午過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當然行啦，這幾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麼不行呢？」
「因為我現在正有空，在我們公司如果你要是沒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幾天。」
「你現在正閑著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們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熱情，拍你的馬屁。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說著說著就嚴肅起來，說道：「我可不會那一套。」談話就這樣結束了。不過是心血來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這麼做是夠殘酷的，我想。我又讀我的報去了，但我也沒有感到遺憾，我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她都是不會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來，預約看病，上課，查病房，十足一個雄心勃勃的高級專科醫院的實習醫師的生活。她沖了個淋浴，換了衣服，準備去上班。我開車把她送到醫院。
當我們緩慢地在鋪滿積雪的街上行駛時，我們倆誰也沒有開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幾天。」我在駛進水庫街的醫院門口時很誠懇地和她說。
「噢，是嘛。」她不動聲色地說。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沒見面了，我想這正是時候。我在下雪天總是沒有情緒工作，你知道，我這幾天也沒有事。」
「好吧，打電話給我。」她說。她打開車門，又把門關上了，沒有親吻，沒有說「再見」，沒有關切。我看著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樓里。
就這樣分手了，我不願意把這些事告訴媽媽。
我的父母剛剛六十齣頭。他們身體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過他們倒是自得其樂。爸爸做過三十年的航班飛行員，媽媽當過銀行的經理。他們工作都很努力，也有豐厚的積蓄，為我提供了一個上層的中產階級的舒適的家庭環境，我和兩個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學校里就讀。
他們都是很實在的人，思想傳統，富於愛國熱情，沒有一點壞習慣，兩人情感甚篤。他們每個禮拜天都去教堂做禮拜。參加六月四日的遊行，每周去一次扶輪國際分社，他們還各處旅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他們現在還為三年前我哥哥沃納的離婚傷心。沃納是亞特蘭大州的律師，他的妻子是他大學時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們也都認識。在有了兩個孩子之後，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監護權，並搬到了波特蘭，如果沒有什麼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裡看一次孫子。這個話題我是從來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機場租了一輛汽車，向東開往東郊，那裡住的都是白人，這個城市的特點是黑人住在城裡，白人住在郊區，有時黑人也搬到這裡的住宅小區，這時白人則再向外遷移到更遠的郊區，孟菲斯城就這樣一點點競賽似的向東延展。
我的父母經營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他們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個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場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歡這個房子，因為球道上總是有人打球，不過，我從沒有向他們說過我的這種看法。
我從機場給母親打了電話，所以她做好了一切準備等候我的到來。父親在後九球道的什麼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擁抱和親吻之後她說。她總是這樣表示問候。
「謝謝。媽媽，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確看上去很不錯。身材還是那麼苗條，由於每天都在鄉間俱樂部和網球場運動和進行嚴格飲食制度的訓練，皮膚都是古銅色的。
她調好了冰茶，我們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從那兒我們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著高爾夫球車在球道上很快地駛過。
「怎麼了？」還沒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開口問道。
「沒什麼，我很好。」
「克萊爾怎麼沒來？你們這些人從來不給我們打電話，你看，我都快有兩個月沒聽見她的聲音了。你們倆常在一起嗎？」
「不經常。」
「有時在一起嗎？」
「在一起的時間不多。」
她皺了皺眉頭，眼珠轉了轉，帶著母親特有的關心：「你們之間有麻煩嗎？」她有些單刀直入地問道。
「是的。」
「我猜得出來，從你電話里的聲音我就感到有問題。你們不是也打算離婚吧？是不是？你們倆是不是要溝通一下？」
「不，我們還沒談過，這要慢慢來。」
「為什麼不互相溝通一下呢？邁克爾，她這個人可不錯。要為這個婚姻不惜一切才行。」
「我們正在努力這麼做，媽媽，不過這也並不容易。」
「是有風流韻事，吸毒，酗酒，還是賭博？有這些不良行為嗎？」
「沒有，只是我們兩人不合拍兒，我每周工作八十小時，而她工作另外八十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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