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像過得很不好。跟我講講你在這兒的生活吧！」
「我開了一個小禮品店，可是不景氣。然後我找了份廚師的活兒。」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齒。「我父母送我上大學的初衷可不是讓我在飯館里當廚子，可我還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廚師。」
米丹攪了攪杯子里的冰，眼睛望著遠處的船隻：「你說對了一半，麥戈溫小姐。搞藝術的確是我們的家業，可我爸爸和我爺爺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們堅持留在越南多撈點兒。」
「你現在有工作嗎？」
「我被解僱了。」他臉上的表情與其說是懊惱不如說是憤怒。「我和最後的這個老闆吵了一架。這件事本來無足輕重。但是他告訴所有願意聽他的話的人，說我是河內的姦細。現在連我的老朋友都不願意被人看見與我在一起，更沒有人肯雇傭我了。」
「河內的姦細？戰爭已經結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兩手交叉於胸前：「是嗎？」
我不願給他目前的處境雪上加霜。緩了一會兒，我問：「你陷入困境時，為什麼不向你的家庭尋求幫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們美國文化中的七宗罪狀之一，對吧？」他捶捶胸脯，「看看這個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貢從1975年到現在這段時間裡究竟去哪兒了，你會從哪兒下手？」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國家稅收檔案上有你的地址，我們按那個地址去找，結果房東太太告訴我們你搬走了，但時不時還在那一帶看見你。於是我們拿著你的照片四處尋找，直到有人認出了你，告訴我們你住的地方。」我說，「但是包貢從他踏進美國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人知道他的行蹤。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來到底去哪兒了。阮凱說沒有任何親戚收到過他的信。」
「的確沒有。」米丹想了想，然後聳了聳肩。「如果他沒有與家人聯繫，當然沒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貢不想被人發現。誰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像包貢那樣不在電腦資料庫中留下任何資料是明智的。」
「那你覺得應該從哪兒找起呢？」
「我想包貢也許會像當初離開難民營時那樣，去那些擁有亞洲文物的博物館、畫廊或拍賣行找工作。他也許還是個藝術品進口商呢。這種人不多，或許有人能記得他。你們可以在電視上登出他的照片嗎？」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遠了，顯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幫不了你們。」
「那麼你知道包貢為什麼要躲起來嗎？」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簡短，接下來的幾個問題他都這樣處理了。午餐已經用完，一堆餐巾紙整齊地堆在他的手邊。顯然，米丹已經不想再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了。
最後，他很不情願地答應我們：若再有問題，以後還可以找他，並讓我們見到阮凱時代他問候她。我們向他道了別，留下他一人在那兒曬太陽。
吉多收拾好錄音機和攝像機快速地朝我們的小貨車走去，好像還在生氣。平日夸夸其談的吉多今天卻如此沉默寡言，真有點奇怪。
「來杯啤酒怎麼樣？」我在他背後喊，「能報銷的。」
他停下來，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頭說：「好吧。」
我們鎖好車，沿著河岸走到了這小小水村的盡頭，這裡有一處帶露天甲板的酒家。
這是一個典型的二月天：天氣晴朗，有著微微的海風，攝氏21度左右。其實，除了八九月份會熱幾天，新年伊始時下點兒雨，七月份有點霧，洛杉磯海岸一年到頭都是這樣的好天氣。這天惟一煞風景的是吉多的憂鬱。
一位身著短裝的女侍者把兩杯冰啤擺在我們面前。吉多瞟都沒瞟一眼她年輕的背影。他用胳膊時斜撐在桌子上，壓根沒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這些到底為了什麼？」他問。
「你知道麥克正在辦的那件案子嗎？」
「知道。」吉多皺了皺眉，「一群孩子把一個老傢伙折磨至死。在我們新製作的影片中將要用到的題材。」
「佩德羅並不老！他剛21歲。」我說，「但殺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貢，也許我們能把他也加進影片中。」
「把他加進來？」吉多皺了皺眉，「佩德羅死了，包貢是個惡棍，這之間有什麼聯繫嗎？」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我提高了嗓門，這不僅讓我自己吃驚，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擊手上場前那樣用手托著自己的下頜：「你究竟怎麼了？」
「我不想按原計劃完成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對那些幾近病態的青少年和他們無能為力的母親們。『我的孩子不壞』，我每天都陷在她們這樣的哀訴之中，『是這社會毀了我的孩子』。」
「你需要休息。」吉多說，「你已經馬不停蹄地拍完三部電影了。」
「問題不在於工作量，而在於那老一套。我製作的三部電影全是關於噩夢的製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鬆了些，「你已經成為你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你為電視網製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們希望你沿著成功的軌跡繼續前進，一而再、再而三地創作出相同的作品。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只要在他們手下，你就會永遠拘泥於這一套。」
「可我想擺脫出來。」
「但我看不出包貢怎樣能使你繼續創新。你打算怎樣？去弄清包貢這二十幾年來究竟在哪兒？像電視劇《尋找沃那多》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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