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天的早晨，印第安那大街很安靜，只有首都警察局人們進進出出地還很繁忙的樣子。這個國家的首都過了還算太平的一夜。記錄簿顯示只發生了兩起謀殺案、一起強姦案、三宗行兇搶劫案、數起家庭糾紛，另外還有幾名妓女被捕，一名身分不明的西班牙語國家男子在水門綜合大廈的地下停車場被殺。
負責加沙被殺案的兩名兇殺組偵探是第一次合作。喬-彼特森是愛爾蘭人，他的臉上布滿了瘢痕，顯然是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無可磨滅的印跡，他原來的搭檔已經在等退休了。文德爾-傑肯森的皮膚漆黝黑，重度肥胖。他的固定搭檔在修自家房頂時不慎受傷，現在正在歇傷殘假。
上午11點鐘，彼特森和傑肯森兩人坐在兇殺組白天值班室，呷著溫吞吞的咖啡。彼特森手裡拿著四張在水門案發現場拍的寶麗來照片。第一張是死者正面的臉，第二張是他右臂上的刺青，第三張上面顯示的是他頸部左面一條長約三英寸的傷疤。第四張照的是他的右耳，死者最有特點的一個部位。
「你覺得他是什麼人？」彼特森問他的搭檔。
「我猜他是個墨西哥人。」
「典型的墨西哥人？」
「對」
「是搶劫嗎？」
「或者是謀殺。夥計，瞧他腦袋後面那個漂亮的槍眼，準確無誤的部位。而且這麼近，把他的頭髮都燒焦了。」
「文德爾，你知道什麼讓我納悶嗎？」
「什麼？」
「這傢伙怎麼會在那兒。」
「在水門嗎？也許他是去肯尼迪中心看演出吧。」
「不會。他沒有車。那些車都查過了。」
「讓我覺得不舒服的是他的屍體就在通向辦公樓的門外。他是不是想進去？要進去得有鑰匙。」
「也許他有。」
「那怎麼回事，殺手還拿了他的鑰匙？」
「當然。也許他打算回頭再用鑰匙，到樓上辦公室去找點好東西捎著。」
傑肯森說：「難說。我打賭，他肯定被狠揍了一頓。」
彼特森想想搭檔的話，說：「你是說墨西哥暴民殺手？」
「現在我們南邊的拉丁朋友在華盛頓越來越活躍了，喬。真是很危險的群體，是吧？簡直跟牙買加人和俄羅斯人一樣可惡。」
「我們街區倒有一家墨西哥人。人很好，很安靜的。你知道吧？他們剛搬來的那會兒，我以為他們會整夜地開晚會，還有，怎麼叫來著？那種樂隊？」
「墨西哥街頭演奏家。」
「戴著大帽子的。」
「對。他們沒鬧嗎？」
「什麼？」
「你的鄰居呀？沒有戴著大帽子，整晚地唱嗎？」
「沒有。像我剛才說的，很安靜的。」
「啊，是嗎？」
「法醫會做個鑒定。他的牙是金子補的。還有那個大疤。你注意他的手了嗎？」
「挺小。」
「真是很小。那個殺手怎麼沒有把他的兩隻戒指扯下來？」
「沒來得及吧。」
「大概是。我得走了。」彼特森說，「我女兒要來，還有我的小外孫。很可愛的小傢伙。才1歲，精得要命。」
傑肯森一咧嘴，「我有兩個孩子結婚了，可我還沒有孫子。我妻子都等不及了。她急著做個年輕祖母呢。」
他們簽字出來，走到停車的地方。
「好好休息，夥計。」傑肯森說，「咱們星期二見。」
「好。明天能休班真是不錯。這事你知道了吧？」
「什麼？」
「我想就是個殺手乾的。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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