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同我明顯神經過敏，在意別人的一舉一動。在廠里看到別人懶散怠工或聽到不可救藥、俗不可耐的對話，心裡會無明火起，恨不得用扳手或榔頭狠砸他們的腦袋。為什麼我會這麼在意別人的缺點呢？
可怕的是這種想法有可能變為現實。我也不敢保證哪天會不會再產生想拿刀刺臼井悠紀夫那樣的衝動。
前幾天從堂元博士那兒回來的路上，我去圖書館借了幾本書，都是關於腦和精神方面的。這幾天，睡前的兩小時我都在看這幾本書，想探究自己身上出現那些情況的緣由。
比如，昨天看的書里這麼寫道：
「過去人們相信腦里存在著神或靈魂等超自然的東西，它控制著人，但事實上腦只由物質構成，腦的一切功能應該能用物質的相互作用來解釋，這一點與電腦沒有區別，只不過電腦的基本功能是對命題給出一對一的答案，而人腦從理論上說是不完全的粗略的系統。可以說，這區別才是人腦創造性的原點。此外，因為構成腦神經系統的神經細胞具有可塑性，學習和經驗會改變神經系統。而電腦所具的學習能力僅限於軟體範圍內，硬體自身不會改變。也就是說人腦和機器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人腦為了發揮機能，會讓自身產生變化。」
「變化」——這個詞在我心裡迴響，用這個詞表達自己現在的狀況再合適不過了。變化，而且是無可名狀的巨大變化。只是，這變化因何而起——對這個疑問我還沒找到滿意的答案。過去還未曾有過我這樣的臨床病例，所以書上也找不到答案。
可我不能坐視不管，必須找到突破口。畫畫這一招雖說幼稚，也算是可行的對策之一。
但……我看著畫板發獃。手在動，卻沒有從前那樣的熱情，這是為什麼呢？當畫家這個從前的夢想現在好像已經和自己無緣。
我放下鉛筆，從書桌抽屜里拿出一帳紙，上面寫著在堂元博士房間里抄來的捐贈者住址和電話號碼——關谷時雄，他父親好像在開咖啡館。
堂元博士否定了，可那個問題總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捐贈者的影響。如果性格愛好不再像原來的自己，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它們來自捐贈者。對於這種可能性我無法像博士那樣一笑了之。
我要去關谷家看看。了解一下關谷時雄，也許會明白些什麼。
收起紙條，我再次拿起鉛筆。不管怎樣，現在把能做的都做了吧。
我強打精神，總算把簡單的素描畫完。這時，門鈴響了。
是阿惠。「晚上好。」她笑吟吟的。
「晚上好。」我一邊說一邊感覺到困惑。好多天沒想和阿惠見面，是我現在的真實心情。腦中浮現出上周六約會時的情景，我希望感覺不到以往的快樂只是在那一次——大概是這種心理在作怪，我愛理不理地脫口而出：「什麼事？」
剎那間，她的笑容從臉上消失，眼神開始搖晃，完了！我這麼想的時候已經晚了。果然，她說：「也沒什麼事……就是來看看你。打攪你了？」
我後悔了，真是失言了。為消除她的不安，我不得不強裝笑臉。「沒有的事。我剛好在休息，也正想見見你呢。實在是太巧了，所以吃了一驚。」我對自己能這麼言不由衷感到厭煩，不能說得更自然些嗎？「你還好？」
「嗯，挺好。工作有點兒忙，這兩天都沒跟你聯繫……能進去嗎？」阿惠把兩手背在身後，探頭看向屋內。
「啊，進來吧。」
她一進屋馬上注意到了畫板。「呀，你在畫畫哪。」
「只是消遣，不是認真在畫。」這麼找借口是因為前幾天我跟她說過，自已最近不畫了。
「開始畫不一樣的東西了呀。」她盯著畫板，「你說過不喜歡風景畫的。」
「所以說是消遣嘛，畫什麼都一樣。有花瓶就畫花瓶了，不巧我這兒什麼都沒有。」
「是嗎？」她的笑答有點僵硬，「構圖很怪呀，並不是在真實描繪窗里的風景和書桌。」
「也是沒來由的。」我回答。確實，就我而言面法很怪，畫板右側面著書桌的右半邊，到中間書桌就消失了，而畫面左側畫著窗里的風景，窗子也只有右半邊，左邊缺失。
「新嘗試呀。」
「也沒那麼誇張。」我邊說邊把畫板連同畫架移到牆邊。
阿惠在廚房弄了冰茶，把放杯子的托盤擱在屋子中間。我倆圍著它相對而坐。
「廠里什麼稀奇事嗎？」
「什麼都沒有。」
「哦……對了，我那兒今天來了個奇怪的顧客。」像往常一樣，她的話題從畫具店開始，說起行為奇怪的顧客。看她笑得前仰後合，雖沒怎麼覺很有趣，我還是跟著強裝笑臉。
「還有，昨天……」
話題轉向電視和體育。她的話彷彿樹枝一樣四處伸展，又像念珠似的緊緊連成一串，既沒有統一性，也沒有中心——大概從來就沒有過。我漸漸開始煩躁，嘴上附和著，可跟上她的思堆實在很難。年輕姑娘都這樣？
回過神來，她正默然盯著我的臉。
「怎麼了？」我問。
「你是不是有什麼想看的電視節目？」她反問。
「沒有啊。怎麼了？」
「還說呢。」她癟癟嘴，「你光顧著看時鐘了。」
「哦，是嗎？」
「就是的，你都不知看了多少次了。為什麼那麼在意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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