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盤在半條街之前，我經常站在拐角銀行大廈門口——」
「喔，想起來了，怪不得有點面熟，我見過你在那邊。」
「每一個常經過的人我都認得出來。」
「啊，」白莎說。「原來如此。」大笑著。
「不，不，」他糾正道：「不是這樣的，我真的是瞎子，但是我認識他們的腳步聲。」
「你的意思在那麼多經過的人中間，你可以認出他們的腳步聲？」
「當然，」高朗尼直率地說：「人的走路一如他們做任何工作都有一定習慣，步伐的大小，走路的速度，腳後跟的拖曳——喔，至少有10幾種分辨的方法。當然，偶然我聽到他們說話聲。說話聲配合是最有用的。舉例來說你和賴唐諾先生只要一起經過，一定在說話。我是說你在說話，早上上班經過你會問他昨天做了什麼工作，可以回報客戶，晚上經過你總是催他工作要快，要有效果。他事實上很少開口。」
「他不必開口，」白莎咕嚕道：「他是我用過最有腦子的小混蛋——有個性，也有點糊塗，自己去加入海軍就是最好的證明。一切免役都給他辦好了，工作也正是最賺錢的時候，才給他自聘僱升成合夥——他要去當兵。嘿！」
「他認為國家需要他。」
白莎生氣地說：「我也需要他。」
「我一直很喜歡他。」盲人說；「他仁慈，又為人著想。你才收留他的時候、可能他相當慘。」
「餓都快餓死了。」白莎說。「皮褲帶的頭在磨他的脊椎骨。我收留他，給他賺錢過正常生活；他把自己變成合伙人，突然他說走就走了。」
高朗尼追憶往事地說：「在他自己運氣最不好的時候，他也曾對我安慰過。當他賺一些小錢時，他開始把零錢拋進我的鐵罐-一我注意到有你在一起時，他從不拋錢給我。後來他拋整張鈔票給我時，他從不開口。」盲人緬懷地說：「他不要我知道是什麼人給我的錢，其實我聽他腳步聲一如我聽到他聲音。我知道他不要使我受窘——他讓一個乞丐保持一點自尊，其實一個人只要當了乞丐，什麼人給他錢他都會拿。」
白莎自辦公桌后把身體坐直。「好吧，」她說：「說到鈔票，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我要你替我找到一位小姐。」
「小姐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她名字。」
「長得怎麼樣子？喔。我抱歉。」
「沒關係，」盲人說：「我把知道的都告訴你，她工作的地方從這裡算起不會超過3條街的距離，她大概25或26歲。她瘦小大概105或107磅，5尺4或5尺5寸高。」
「你怎麼知道的？」白莎問。
「我耳朵聽出來的。」
「你的耳朵怎麼會聽出她在哪裡工作？」
「可以的。」
「我不相信。」白莎說。「你到底搞什麼鬼？」
「不是搞鬼。我站的地方有一個報時鐘，所以我估計時間十分正確。」
「那有什麼關係？」
「她每天早上經過我前面總是在9點差5分至9點差3分，當他在9點差3分經過我前面時，總是走得快一點。要是在9點差5分，就走得慢一點。一般公司行政秘書都是8點半開始工作的，比較高級的工作才9點開始。我聽她聲音知道她多少歲；從她走路的步伐寬度可以知道她多高。當我們一定要依靠耳朵來到判斷的時候，耳朵也是很可靠的感覺器官。」
柯白莎停下想想道：「你也許是對的。」
「當一個人突然失明的時候，」高朗尼道：「有的人驚惶失措，以為從此和世界斷絕聯絡，自己就一切不再參與，但是有的人學會用別的方法來代替看東西，仍舊可以對周圍環境發生興趣，享受生命樂趣，一點也沒有不便。」
白莎捉住這個機會，希望不再討論人生哲學，而把談話主題拉回到「金錢來往」來。「為什麼要我去找這位小姐？你自己為什麼不去找？」
「她不久前就在街角被汽車撞傷了，那是星期五下午5點3刻左右。那天她下班晚了一點，經過我的時候走得很快。可能已經有約會，急著回去換衣服。她才走出街角兩步，我就聽到汽車輪胎煞車聲，撞擊聲，而後那小姐驚叫聲。我聽到人們跑步聲，一個男人在問她有沒有傷太重，她笑著說還算好，沒有什麼；但是她顯然嚇慘了，在抖。男人堅持一定要請她去醫院檢查一下，她拒絕了，最後他說他可以用車載她一程。當他扶她上車的時候，她發現頭痛得厲害，也許請個醫生檢查一下是對的。星期六她沒有回來上班，星期一也沒回來，今天星期二了，也沒見她回來，我要你出力找她一找。」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呢？」白莎問。
盲人善良地笑一笑。「你把這件事算作老年人的過份關心好了。」他說：「我是靠別人關心幫助才生存的。現在。也許這位小姐也需要別人的幫助。」
白莎冷冷地看著他，「我是不靠別人關心，也不靠別人幫助過活，這件事你要付10元一天工作費，而且每件工作最少25元費用。25元花完之後，假如沒有結果，由你決定繼續10元一天去找，還是結案。」
盲人解開上衣扣，把皮帶打開。
「這是幹什麼？」白莎問：「跳脫衣舞？」
「拿我的錢帶。」他解釋。
白莎看著他用大拇指和兩個手指伸進綁在腰上，裝得很肥的錢帶里去。他撈出厚厚一卷掛在一起的鈔票，自最外面剝下一張遞給白莎：「你找零錢給我好了。」他說。「我不要收據。」
那是一張百元大鈔。
「你有小額的鈔票嗎？」白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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