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后，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嘮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嘮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
我們本來計劃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后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嘮越等候，閑在家裡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份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我便向當地一家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任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后就到社區採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後，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只是業餘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
***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你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現實來。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具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完成這些手續后，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聽取了前面幾位刑警的調查，但是聽起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兇手，我們想看一看你究竟有什麼證據能確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兇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兇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兇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隨後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麼？」
「與現場所收集證據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種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B型血型。」
「PGM酵素為2——1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五八。九%。」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據，繼續問道：「這麼說來，同時擁有B型血，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回答說：「是的。」
接著查理士兇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與羅納的指紋照片並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並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幾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原來無精打採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聽著我的解說和示範。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趕緊趁熱打鐵地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屍體旁發現的火柴棒。」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麼？」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
我將現場收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與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裡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裡裝著的是何物？」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麼？」查理士問道。
「紅色的東西是一種紅色的油漆。」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里裝的是什麼東西？」
「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上面紅色的東西又是什麼？」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它們的的化學成份都是一樣的嗎？」
「是的。」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據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兇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語氣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與羅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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