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綜合了各項證據，提出以下假設：當天喬安娜在夏令營解散后獨自騎腳踏車回家，途中遇到相識的羅納，當時羅納正駕車跟在後面，他靠近喬安娜時問她是否願意坐他的車去兜風，喬安娜答應了，便坐上羅納的車，殊不知半途中羅納產生歹念，將喬安娜帶到樹林，中把她綁起來，並強姦了她，怕她回家報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殺死喬安娜，隨後有用汽油焚燒屍體。
但是這個假設需要喬安娜的腳踏車佐證。喬安娜不可能將腳踏車丟在路旁，因此腳踏車很可能放在汽車的後車廂內，我們打開車廂一看，並沒有發現任何腳踏車的蹤影，但是車廂內的一塊鋒利金屬板上留著急片油漆片，有紅，黃，黑這三種顏色。很可能是羅納般腳踏車時不小心撞到了金屬板而留下腳踏車上的油漆。但是我們找不到喬安娜的腳踏車進行比對。破案有時需要靠運氣。我們正為未尋獲腳踏車證物而焦急時有一天，當地一個居民在六十多裡外的野外跑步時，發現樹叢中有一輛腳踏車棄置在路旁，警察拿回來后，喬安娜的雙親任出這正是喬安娜出事當天所騎的腳踏車。經過比對，發現羅納後車廂內的油漆片與喬安娜的腳踏車的油漆相同。
在這些證據下，檢察官決定以成人的強姦殺人罪來起訴羅納。但是，由於本案並無任何目擊證人，全靠物證，檢方能否起訴仍無把握，便決定先由大陪審團審理。
美國聯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經過大陪審團的預審，經過大陪審團不公開情況下審理認定證據充足后檢察才正式起訴。大陪審團由一般民眾組成，他們可以審閱任何證據，並可強制傳喚證人作證，而被告在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中並無憲法保護。目前許多州已取消大陪審團預審的做法，而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或證據是否充足，但是在處理許多重要性案件時仍會先交由大陪審團預審。
第6節檢方的專家證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兇殺案。我們根據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據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據，並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準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趕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屍案為檢方作證》，文章並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兇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裡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於如皋地區，聽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機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麼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適，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傭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幾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後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氣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準備在父親回家后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幾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確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裡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機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與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離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於異鄉陌地里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后，她擦乾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幾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裡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憐。
為了養活這麼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裡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裡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與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裡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儘管忙裡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機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裡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后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裡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願意將它穿壞，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裡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雲，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後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與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兒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裡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后考上大同高中。
在這段時間裡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後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後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儘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與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與警政廳改革。
儘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並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后，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后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外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績。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捨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伙食對外這個在家裡只能免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確很豐富，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強壯。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鐘就吹起床號，五分鐘內就要漱洗完畢並整理好內務，然後馬上出操，這種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跤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與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於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並得到許多大獎。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機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後，官校訂體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機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機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機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機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機離地面很近，離附近房屋的屋頂只有十幾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觸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杆，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機怎麼飛得這麼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杆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裡的飛機都是飛得這麼低的。
話音剛落，我們就聽到上空「轟」地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幾聲碰撞撕扯聲，前面十幾根幾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電線杆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電線杆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聽到前面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聽起來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機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幾間房子上，機身正毛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剛才十幾秒鐘發生的事情大吃一驚，他馬上用電話聯絡，「松山出事，松山出事，軍用機翼墜落，軍用機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機身時，機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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