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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最後的印象
凡爾納傳－－第一章 最後的印象
第一章 最後的印象
亞眠布朗格維爾街的住宅；老作家的工作室及日常生活；彌留之際
如愛倫·坡所喜歡作的那樣，還是讓我們從後面說起吧。這樣做的目的，並非為了提出某種預先設想的結論，而是為了獲得一個紮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將使我們能夠推斷出我們所要談到的這個人來。
所謂「從後面說起」，也就是要先談談他的葬禮。可是葬禮是為一個死去的人舉行的，實在沒多大意思。我只想指出一點，德國政府曾派遣它的大使代表皇帝陛下前來致哀。我們全家對德國向一位並不常常寬容它的作家所表示的這種敬意十分感動！
如同每一個人的臨終那樣，儒勒·凡爾納的臨終只不過是這樣一種最後時刻：在這一時刻裏，雖然還寓於這個世界之中，卻正准備離開它。我和我的長兄剛在地中海的海邊住下來；我們接到一份電報，於是立刻趕回亞眠。我們的父母和一個兄弟已在那裏，一直在病榻前守著彌留的病人。
當他發覺所有親人都圍在他身旁時，他只是深情地望了我們一眼。這一瞥目光顯然是說：「你們全都來了，這很好，現在我可以走了。」隨後，他轉身對著牆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臨。這種恬靜而有勇氣的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這一時刻來臨之際，我們希望也能有一個如此愜意而寧靜的終結。
他很快進入垂危狀態，1905年3月24日清晨8點鐘，終因糖尿病急性發作而與世長辭。
他妹妹瑪麗在一封信中說，他大概曾對前來看望他的神甫這樣說過，「您為我作了善事，您使我獲得了新生」。她信中還說（這無疑更有意義），他曾要求把親屬間出現過的一切不和忘掉。
我雙親決定在土倫定居，在離開巴黎前的幾個月，我曾多次探望過儒勒·凡爾納。在對這幾次探望的記憶中，我一直保持活著的儒勒·凡爾納給我留下的最後形象。
我們常到亞眠，在祖父母家呆上幾天。有時，我羈留的日子稍長一些；其中有一次，那是在我5歲的時候，我一直呆了好幾個月。其間，我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學校念書。我還常常陪祖母到她的女朋友家作客。說實話，我倒喜歡呆在夏爾—杜布瓦街那所住宅的花園裏玩耍。我似乎覺得，那個花園挺寬闊。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孩提的記憶把這個花園的範圍誇大了，其實，它很普通；有時，我發現祖父牽著他那只叫福勒特的獵犬在花園裏散步，這是一只庇卡底種的黑毛垂耳雌狗。小餐廳設在臨院子的那座附屬建築物裏，我最經常見到他是在這間餐廳裏吃飯的時候。事實上，他整個上午都呆在他的工作室裏。我對那幾幢住房只留下一個模糊的記憶。我只記得有一條鑲玻璃的長廊，客廳和餐廳都對著這條長廊，我躲在那兒，別人只隱約地發現我。在我眼裏，所有這些都挺大。挺美；其實，那只不過是按當時一個資產者家庭的要求進行布置、適合於作外省聚會的一些較漂亮的房子而已。
重新見到這個住宅時，我感到驚訝的是，它不僅相當寬敞，而且樓層的房間挺多。我知道，當時這裏除安置了一個兒子和兩個兒媳外，還給這位作家騰出了一個地方，可是，他完全還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待他的家人和朋友。仔細一想，其實毫不足怪，在那個時候，住房標准比我們今天要闊綽得多啊！
1901年起，我們是在朗格維爾街44號一所更為簡樸的住宅裏見到我們的祖父母。這所房子離先前那個住宅只兩百米。我祖父一直沒改變他的習慣。他整個上午都呆在3樓的工作室裏。這的確是個名副其實的工作室，因為房子實在太狹小。他在房裏擺了兩張普通的桌子——一張用來寫字，一張用來堆放資料，一把伏爾泰椅和一鋪行軍床。清晨5點鐘，他下床後，只需跨出一步，就到了工作台前。我依稀記得有一個掛在牆上、擺放著好幾支陶土煙鬥的架子。
我對這個工作室所保留的印象是，這是一個用於寫作和沉思的氣氛肅穆的小間。工作室與一個較為寬敞的房間相通，這個房間的擺設稍為考究一些，是作書房用的。他只是要取1本地想翻閱的書的時候才到書房去。這就是這位作家棲隱其中的屬地，毫無疑問，他要在這裏尋求孤獨與寂靜。
我祖母的臥房在2樓，窗戶開向花園。這間臥房陳設簡樸，但很舒適；房裏擺著一張軟榻，祖父患病時，睡的正是這張床，並在這張床上去世。
他只是在吃飯的時候才到樓下去。餐廳裝有一扇彩畫大玻璃窗，光線從這裏透進來。透過玻璃窗可以看見小花園。這個小花園是麻雀聚集之地，我祖母常給它們扔些面包屑。餐廳的另一側開了個大門與客廳相通，就客廳的面積而言，陳設的家具顯然太多，光線從臨街的幾扇窗戶射入客廳，但不怎麼亮堂。
那時，我祖父的身體日漸衰竭，不得不節制飲食，因此，他常常在我們之前迅速完餐。為了盡量簡單地履行飲食程序，他使用1把矮椅，這樣，他的餐碟就幾乎與嘴巴同高！晚上，他只能吃1只用湯碟盛裝的帶殼溏水蛋。
這種匆匆進食的欲望，是他在受饑餓病折磨的時期染成的一種老習慣。那時，他總是急於吞食大量的食物，以致家人亦為之驚懼。這決不是一種貪吃美食的痛好，他甚至很少考慮碟子裏裝的是什麼，這使他那位精於烹調的妻子意懶心灰。他只是感到饑餓而已，而且，這種饑餓顯然是痛苦的。
這種食欲過旺似乎是一種疾病的征兆。我很久以來一直以為這純粹是一種胃病，他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1895年11月12日，他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我工作很多，而且一直感到頭暈，這是胃擴張引起的，上了我這種年紀，也許屬不治之症。所有這些都預示著死期將臨。」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被迫接受藥物治療，可惜太晚了點，但這大概使他突然結束了這種過於強烈的食欲。我們不能不作這樣的設想，這種食欲亢進說不定跟奪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有關。究竟糖尿病是病因還是結果？最好還是讓醫生們去作出判斷。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曾患過嚴重而頑固的面神經痛。此症起於1854年前後，久而久之，甚至使他左眼眼瞼的功能減退。
1851年7月29日，他發覺自己為洗澡、買藥水和滌劑花費過多。在1853年11月5日給他母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發燒是因過於強烈的胃痙攣引起的；痙攣停止後，
高燒也就退了。祝它一路順風！……我至今還在琢磨，
為啥會鬧起病來……重要的是，休息、椴花茶和乙醚藥水
竟把病給治好了，省得求醫，我倒高興。
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從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中摘引過這麼一段：「我神經痙攣、舌面粗糙、連續發燒；我的嘴巴再也合不攏了，實在叫人難受！」
這種「無關宏旨」的不適居然留下了後遺症。1855年6月20日，他抱怨自己因「風濕症或著涼感冒」而被迫躺了兩天，這種病使他「整個兒側臥著」，他還這樣寫道：
真有意思。我仍然受到面神經麻痹的痛苦折磨。
1855年12月，他寫信告訴他母親，他已經恢複睡眠，並說，「我的面部使我難受死了，我擔心寒冷天氣很快就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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