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成都人民在語言的全球化方面，為新時代貢獻了兩個詞匯：一個是「雄起」，另一個就是「粉子」。雄起就是勃起的意思，前者把一個有色情意味的動詞變成了正兒八經的書面語，後者把一個略含貶義的名詞變成了褒義詞，都說明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
如今「粉子」這個詞已進入北京，著名電影導演李大剛在他的隨筆集《你把青春獻給了我》裏活學活用，自謙地稱自己的老婆、一位影視明星只是「肥皂粉」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電影導演都忙著寫書，而作家們卻忙著拍電影上電視。
這就叫藝術的錯位，別的領域錯位得更嚇人：生意人都忙著搞藝術，藝術家都忙著做生意；年輕人現實又老練，老年人浪漫又天真；賣淫女衣著打扮清純又保守（甚至還背個書包），良家婦女著裝大膽又暴露——目前，這樣的錯位已具有全球化趨勢，比如現在最火爆的RAP歌手是個白人，最牛B的高爾夫球手卻是黑人。
等王建南來辦公室這段時間，我百無聊賴，站在窗前打望街上過往的「粉子」。
這條街上之所以粉子如雲，主要是因為這裏集中了很多高檔酒店和本地最為時尚的購物場所。自春天百貨往蜀都大道以東，伊滕洋華堂、太平洋百貨、百盛購物廣場，經總府路過街天橋到王府井百貨，這些地方都是本地時尚男女趨之若鶩的購物天堂。
這裏是成都的臉面，是成都的驕傲，是最能體現成都市全球化水准的地方。
以前有位本地作家在書裏寫道：「這裏三步一個張曼玉，五步一個林青霞。
套用古代聖賢的話來說：五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大款。「
書出版後在本地尤其暢銷，從此以後，姿色不太好的成都女人，都不好意思在這條路上逗留太久。
王建南從報社到我辦公室很近，步行10分鐘，路上正好閱盡春色，到了王府井大廈B座坐電梯上29樓，就到了我所在的公司：成都市新跨越國際廣告有限公司。
12
下班時間到了，王建南還沒有來。
每到大周末快下班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蠢蠢欲動，老板臨走之前吩咐：萬一她老婆打我查號，就說他和客戶去花水灣打麻將去了。
我想起了周家梅，以前這時候她也會打電話來，告訴我她正在路上，等會兒就到。
女人說等會兒通常是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她是這條街上一朵燦爛的「購物狂花」，為裝點成都「粉子一條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周家梅來的時候總是提著大包小包的衣服，告訴我這件衣服多少錢，那件衣服打了多少折，戀愛時完全不一樣，她從來不說買衣服的價錢，一件件拿出來在身上比劃，臉上春光明媚，不停地問我好不好看？你說好不好看嘛？
我說好看好看，看得我都勃起了，要不要就在辦公桌上搞一搞？
——這就是愛情！
實際上自從同居以來，我和周家梅就沒在床上以外的地方耍過一回愛情，想起來實在無趣。
初戀的時候我們無法無天、無惡不作，在望江公司的竹林裏，在學校禮堂的雕像背後，在電影院，在火車上，甚至在長途汽車裏。尤其是成渝線的列車上，美麗的成渝線啊，每一個停靠的站名都充滿了性的暗示：資陽、簡陽、江津、內江——多好的名字，滋陰壯陽，男歡女愛。
不得不說，自從開始談婚論嫁以來，周家梅就變得矜持了，變得只會買衣服趕時髦。女人都會買衣服，但很少有女人會穿衣服，穿衣服是一種天賦，就像**，有些人生下來就會，有些人一輩子也不會；有些人結婚之前會，結婚以後就不會了。
周家梅即屬於前者。王建南曾經對我說：你老婆越來越風情萬鐘了。
這瓜婆娘穿得那麼妖豔，究竟想勾引誰？我最初以為這和她從事的工作有關，周家梅大學畢業不久，一直就在《華西日報》文化新聞部做記者，認識很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有大量的社交活動。
一個美女成天在這些圈子裏混，我本該有綠帽之虞，其實我並不擔心，我一直認為她是很傳統保守的女人，除非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和刺激，她斷不至於紅杏出牆。
也許她愛上了別的男人？半年多來我常常這樣懷疑，不過，我現在還沒有找到實實在在的證據。
另外，做為她的男朋友，我是完全稱職的，基本上沒有外遇，更沒有打算「包二奶」（她把我掙的錢都賣了衣服）。至於找三陪小姐，我做為一個公司的副總，一個雪白的高級白領，有這方面的應酬很難免，我相信女人都能理解，男人必須以事業為重。當然，廣告公司應酬比較多，但還不至於讓周家梅和別的怨婦們一樣抱怨：「上半夜守寡，下半夜守屍」
周家梅仍然像很多女人一樣喜歡強調：「我是怨婦！」
當一個女人說自已是怨婦的時候，就顯得特別有情調，讓周圍的男人們感到自己有事可幹，於是女人的性感指數就像牛市的股票一樣往上提升。所以1999年的時候，我和王建南只好把這一年稱為「國際怨婦年」，沒想2000年更是「國際大怨婦年」，周家梅終於在這一年和我分手，她經常說：「其實，我們女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
當時我說：「是啊，我們既要精交，也要神交，我們現在先進行一下精交。」
周家梅馬上就生氣了，說：「你和自己精交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