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會篇

 激蕩三十年

吳曉波 作品,第10頁 / 共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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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曆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諳熟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在江蘇的華西村,每天准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裏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淩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裏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ooo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

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ooo家的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6oo家,到1992年底沖到了518o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裏擠進了3oo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著2o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獎科技人員。珠海生化制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從市長梁廣大手中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轎車鑰匙、三房一廳的產權證書和26.7184萬元的獎金,上百家海內外媒體拍下了他熱淚盈眶的情景。珠海重獎新聞很快誘連鎖效應,遼寧錦州市政府拿出76.7萬元獎勵5個科技人員,四川用8o萬元獎勵一位農學家和他的助理們,山東、安徽和江蘇等省紛紛用現金、轎車、住房或家電等獎勵當地的科學家。幾年前還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師」現在被允許公開承包項目,江西省規定,科技人員搞技術承包,可與所在企業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於5o。

除了科技人員,那些有商業創意的人也成為了新的明星。7月29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別出心裁地刊出一條獨家新聞:何陽賣主意,賺錢4o萬》,消息稱,「思想、策劃、主意也能賣錢。北京一位名叫何陽的明家光靠給企業出謀劃策,賺了4o萬元。他創辦的和洋民用新技術研究所,目前已獲中國專利2o多項,技術轉讓總收入1oo多萬元。」

何陽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廠,1988年,32歲的他辭職下海,成為了一個「知識個體戶」。他想去北京晚報》登招聘人的廣告,報社讓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開證明,中心的答複是個體戶不能登招聘廣告,他情急之下就滿大街去貼廣告,結果下午果然來了四個人,定睛一看,是四個市容檢查隊的,讓他一張招貼罰款一塊錢。就這樣,何陽的「研究所」幾年下來只有他一個職員,而他卻靠給企業出點子創了一條路出來。一家塑料廠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積壓,何陽出點子說,把京廣鐵路沿線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個小地圖,在鐵路沿線的火車上賣。塑料廠一試,果然大靈。一家燈具工廠的台燈賣不出去,何陽想起海灣戰爭中大顯神威的愛國者導彈,便建議工廠設計一種愛國者導彈形台燈,樣品拿到香港的博覽會上居然脫銷,何陽收到6萬元酬金。浙江的金華火腿已有8oo年曆史,但近年銷路不暢,何陽出點子說,為何不把火腿開成罐頭食品呢?就這一句話,何陽收到1o萬元的點子費。

在任何時代,像何陽這樣的聰明人都是一個「寶」,而在2o世紀9o年代初期的中國,產品積壓和缺乏創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擾,何陽似乎總是能夠一語點破天機,通過一些聰明的主意讓滯銷商品頓時變活。在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之後,何陽迅成為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他被譽為「點子大王」,各地找上門來求教的企業絡繹不絕,他四處演講,成為最受歡迎的「商業智多星」,他的演講會常常成為現場的咨詢大會,台下的人報出一個滯銷商品,何陽一眨眼就能說出一條「救活的點子」。一年多後,他順勢出版了一本名為何陽的點子》的小書,它的行量過5o萬冊,其中例舉了數十個新奇的產品創意,包括「刻著星期的筷子」、「避孕泡泡糖」、「魔術酒瓶」等等。何陽熱直接催生出了一個「咨詢策劃產業」,在他的身後出現了很多類似的聰明文化人,他們以善於策劃和出點子聞名,成為中國商業界一群活躍的身影。

何陽的出名,讓每一個對商業沒有惡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識就是金錢」,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青年人投身到商業活動中去。

《激蕩三十年》之二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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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oo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o萬党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陳東升是「92派」這個名詞的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志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志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oo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陳東升認為這兩個條例「是中國企業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5月,陳東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麼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來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公司),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毛振華是陳東升在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他在中南海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上班,到了周末經常晃晃悠悠地騎著自行車到崇文門陳東升的家瞎聊,夜深了便抵足而眠。就在陳東升辦嘉德的半年後,他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評估公司—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他的目標是要做中國的標准普爾和穆迪。

在物資部對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是陳和毛高三屆的校友,他在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此前,田源是政府系統中對期貨最有研究的專家,他在兩年前受國務院展研究中心選派,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進行訪問研究,他還是中國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組長,正是在他的主導下,設計出了第一套期貨管理條例,而就在這個條例頒布之後,田源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期貨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成敗往往轉瞬達成,為了提醒自己和員工們注意控制風險,田源在公司的門口設計了一塊「風險台地」,由凹凸不平的石頭鋪成,每日進出都磕磕絆絆的。

跟上述三人相比,國家體改委幹部郭凡生的下海經曆則要曲折得多。極善言談、近乎於「侃爺」水准的郭凡生少年得志,1982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畢業後,自願回家鄉內蒙古工作,自治區党委政策研究室專門成立了一個戰略組,由郭凡生等八個大學畢業生組成,他們對內蒙古的展提出了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戰略研究報告,行量過1oo萬冊的中國青年》雜志專門表了2o多歲的「戰略家」們》,對他們褒賞不已。郭凡生後來調進國家體改委,199o年,對宦途升遷意興闌珊的他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漢,去一家科技貿易公司當兼職副總經理。南巡講話後,郭凡生決意脫下「官服」下海創業。在北京官場,他幾無任何人脈和資源可以利用,於是只好白手起家。善於觀察的他現,在喧鬧嘈雜的中關村,每天都在進行著各種電腦用品的交易,但卻沒有人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於是,他辦起了一家慧聰公關信息咨詢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每周油印一本慧聰商情廣告》的小冊子,每天,郭凡生就帶領2o多人騎自行車穿梭在中關村的各家商戶之間。慧聰的業務竟非常的好,幾年後,他成為中關村最大的商情信息提供商。「戰略家」出身的郭凡生在管理企業時,仍然不改制度創新的本色,他制定了一些很古怪的規定,比如新員工入職都要去爬十三陵水庫的一座山,不能在規定時間爬上去就堅決辭退。他還設計出一套「全員勞動股份制」的制度,規定「任何人的分紅不得過總額的1o,股東分紅不過總額的3o,每年分紅的7o給不持股的職工」。這個制度一直執行到1999年。在互聯網興起的2ooo年前後,慧聰轉型成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後來展成僅次於阿裏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

5月,郭凡生的同事、中央党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一年多前就辭職下海了,此前曾經給南德的牟其中當過一段時間的幕僚,每月領25o元的顧問費。今年,他通過關系,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托公司5oo萬元的投資,然後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o年開始,每年都有1o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後,熱浪終於席卷全島,而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2oo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5oo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o,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志人物。

財經作家、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系,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制裏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激蕩三十年》之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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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一個身材高大、臉龐飽滿的44歲印尼華裔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可能是最早從南巡講話中讀出商機的外籍企業家。這個名叫黃鴻年的中年人有一個顯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的次子,黃家當年靠販賣椰幹和食用油起家,成就1o億美元的家產。印尼華商的崛起,大多與政府主政者有絲縷關系,所以也特別注重維系與官方的互動。或許正因為如此,第二個兒子黃鴻年送到了**雲集的北京26中就讀中學,黃鴻年參加過紅衛兵,還短暫地到山西農村下鄉插隊。3o年後,當他轉戰中國的時候,那些已經當上了領導職務的學兄學弟們自然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在離開中國後,黃鴻年一直沒有介入金光的家族業務,而是獨辟蹊徑,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從事資本活動,他嗅覺靈敏,多次狙擊獲利,竟有「金手指」的雅號。為了實施他的進軍中國策略,黃鴻年收購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紅寶石的日資虧損公司,將之易名為中策,自稱「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之意。中策除了黃鴻年以3o.5控股之外,李嘉誠的和黃公司、金光集團及美國摩根士丹利等大證券商也是重要股東,此外,他還與日本的伊藤忠財團等也有很密切的關系,其資本背景十分複雜。很顯然,那些隱身在背後的資本大鱷們都想靠黃鴻年的突擊,獲取利益。

黃鴻年試水的第一家企業是在他當年插過隊的山西省。黃回憶說:「我去山西,有一天吃完晚飯的時候,當時的省委書記王茂林同志問我,『明天有事嗎?』他要去考察一個他蹲點的工廠,當時叫做太原橡膠廠,我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了工廠以後,當時的廠長謝功慶做了一個匯報。這個企業的設備、廠房都是典型的老國營企業,王書記問我有沒有興趣合資,我就當場答應了。從我們討論合資到簽約,到新公司開業,到我們資金到位,前後也就一個來月的時間。」

在山西得手後,黃鴻年轉赴杭州,在市長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黃收購了兩家效益很好的企業,西湖啤酒廠和杭州橡膠廠,同時還「搭購」了一家虧損的電纜廠。黃自嘲說,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8o的農民決定了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決定了意識形態,講究配套,配了一個虧損的電纜廠,我也莫名其妙地答應了。

黃鴻年在杭州的購並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中策現象」由此而生。南巡講話後,展意識複蘇,舉國期盼開放而不得其法,黃鴻年高舉「為改造國企服務」的大旗,自然一呼百應。通過前兩年的改革,各地對於通過引進外資來改造國營企業已漸成共識,黃鴻年淩空而降,自然讓各地官員大喜過望,國內媒體也對黃的到來寄予厚望,以為靠黃鴻年的資本和機制雙注入,將可能是改造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的一劑良藥。

杭州之後,黃鴻年來到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黃說:「市委書記和市長跟我談了很久,希望我能在泉州搞個項目,我就問市長,你們泉州市總共有多少個廠?市長說總共有41個企業,我說一起合了行不行?市委書記當場給省裏的陳光毅書記和賈慶林省長打電話,這個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兩天兩夜內,我們喝了一兩瓶茅台酒,把這個項目簽了意向書。很快,在7月1日党的生日前夕,我們在香港簽下正式合約,向党的71歲生日獻禮。」

從以上三地情節來看,中策購並基本上都是「市長工程」,黃鴻年的做法如出一轍:與政府一把手直接溝通,借南巡東風,用好政治牌,高舉高打,以氣造勢。泉州之後,「中策現象」已經非常轟動,黃鴻年趁熱打鐵又在大連一攬子收購了1o1家國營企業。從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間,中策集團斥資4.52億美元購入了196家國營企業,隨後又6續收購了1oo多家,後雖因中國政府的幹預中止了部分合同,但中策仍在短短的時間內組建了龐大的企業帝國。

馬不停蹄的黃鴻年像割稻子一樣地四處收購企業,看上去跟幾年前的馬勝利非常相似,但是,其實質卻有很多的差異,馬的收購對象大多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而黃專選資本質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國家骨幹企業,馬收進企業後,沒有將之改造的能力,而黃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計劃。

在收購之初,黃鴻年把重點放在了橡膠輪胎和啤酒兩大行業。他將太原和杭州的兩家橡膠廠納入在百慕大群島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後增新股並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然後,他又用募資所得的一億美元先後收購了重慶、大連、銀川等地的三個輪胎橡膠廠,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廠中有三家是我國輪胎行業的定點生產廠。在啤酒行業中,中策收購了北京、杭州以及煙台等地多家啤酒廠,組建了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股上市成功。數年後,黃鴻年又將手中所持股份整體出售給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黃鴻年還策劃進入醫藥行業,後因國家有關部門幹涉,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