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沉浮第沉浮

趙永明看了全史進一眼，不太滿意地說：「史進同志，我們現在要作出決定，請你講具體一點，不要雲山霧罩的!」
全史進尷尬地笑了笑說：「我的意思是既然王大牛給別人『借種』，那麼我們就可以對他實行計劃生育手術，我們把他給結紮了，你看他還能去『借種』嗎？李爽爽副鄉長的意思是同時把那幾個婦女也結紮了，這就是對她們的一種處罰！」
趙永明猶豫地說：「你說的這個辦法不行，一個沒有結婚的青年男子，被我們實行了計劃生育手術，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如果他要到法院去告我們怎麼辦？我們不就違法了嗎？」
全史進給趙永明打氣說：「如果他要去告我們，我們可以考慮把他按流氓罪論處，把他送給司法機關處理，讓他坐幾年牢！我看他是願意坐牢，還是願意結紮？」
對於全史進這個人，楊正義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他道貌岸然，突發奇想，這些別出心裁的想法往往居於正義與邪惡之間。 楊正義在心裏既贊同全史進的想法，又反對他的想法。 作為計劃生育工作隊的負責人，楊正義也必須表明態度。 他說：「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處理計劃生育問題也必須合乎法律。 我們要做到盡量少處理人，盡量合情合理合法，只有這樣才能行得通。 我建議依法對王大牛進行教育處理，讓他正確認識並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全史進打斷了楊正義的話，他說：「什麼依法進行教育處理？還是那句話，計劃生育是第一位的，由此引發的一切問題都是第二位的！」
全史進、李爽爽和楊正義的意見引起了與會人員的熱烈討論。 有的人贊成依法對王大牛進行合情合理合法的處理，但認為這樣做太複雜。 包括梁光躍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贊成全史進的意見，認為依法處理不如快刀斬亂麻，對王大牛實行結紮手術最經濟實用。 
面對兩種不同的解決思路，趙永明陷入兩難之中。 但這是一個需要決斷的問題，他必須展現領導能力。 趙永明最後總結道：「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有決策都必須符合法律，但計劃生育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處理王大牛的問題既要符合法律，又要符合計劃生育政策。 在目前的情況下，對王大牛采取計劃生育措施是一個可行的辦法，既能起到警示作用，又不會引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感。 」
聯席會議最後一致同意將王大牛送到醫院做結紮手術，大家認為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等到哪天王大牛結婚的時候，還可以幫他實行輸精管疏通手術，保證他能夠正常地結婚生子。 當然還得對他進行嚴肅的法紀教育，也要求他為今後生活著想而保守自己已經被結紮的秘密。 
在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作出這個史無前例的決定之後，楊正義反複思考了這個平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複雜問題。 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傳宗接代的傳統意識是多麼頑固，它居然成功地挑戰了人類倫理道德觀念的底線。 楊正義既為那些「借種」婦女的丈夫們感到悲哀，他們為了要個男孩，寧願自己的老婆與別的男人上床，完全不顧個人尊嚴和社會公德；同時又替王大牛悲哀，一個高中畢業生居然是一個道德和法律方面的盲人，敢於公然踐踏道德和法律。 現在王大牛尚未結婚即被強行送去醫院實行絕育手術，這實在是一個流傳千古的莫大笑話。 
處理了王大牛的問題之後，楊正義再次把曾思兒的問題提到重要日程。 作為鄉計劃生育工作隊的負責人，現在擺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做好曾思兒的工作，曾思兒的老婆已經懷上了第三胎，並且已經有了六七個月時間，如果不盡早去做計劃生育手術，不僅影響鄉裏的計劃生育工作，而且對他們自己的身體健康也有影響。 楊正義別無他法，只能通過自己的智慧做工作，他必須再次登門。 
楊正義又一次來到了曾思兒在鄉政府附近賣肉的攤子前面，他知道這是自己無法逾越的障礙。 
楊正義來到肉攤的時候曾思兒正在給一個農民賣肉，他抬起頭來很勉強地朝楊正義笑了笑說：「楊秘書，今天不是來做我工作的吧？」
楊正義也笑了笑說：「不做你的工作就不能來你的肉攤了嗎？」
曾思兒言不由衷地連聲說：「不是！不是！我還希望楊秘書經常來呢。 你年輕有為，打著燈籠也難找你這樣負責任的幹部，我想巴結你還來不及呢！」
楊正義聽到曾思兒的話裏有明顯的嘲諷意味，但他不能和曾思兒計較。 前幾天與趙永明一起下村使楊正義感受到，人心都是肉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我們真正與老百姓交心，替老百姓著想，老百姓最終還是會理解和支持我們的。 楊正義說：「我今天想買幾斤豬肝，我們幾個同事要在一起喝點酒。 」
聽到是要買豬肝，而不是來做他思想工作的，曾思兒放下心來，對楊正義說：「今天正好還有一副好豬肝，我幹脆都賣給你吧，你隨便給幾塊錢就行了！」說話間就把豬肝收拾好了。 
楊正義並不急於離開曾思兒，他的真實目的當然不是買豬肝，即使買了他也不會炒，他是來與曾思兒套近乎、做工作的。 楊正義拿起豬肝來左看右看，然後對曾思兒說：「你這個豬肝的質量還真好，我小時候想吃豬肝總是吃不上呢！」曾思兒接過話來說：「那個時候家裏都窮，有幾個人能夠吃得起豬肝？一年到頭也沒有殺豬，別說豬肝，就是豬毛也很難看見！」
楊正義很高興曾思兒與他聊天，只要進行交流，他就有做好曾思兒工作的機會。 楊正義說：「那個時候真是太窮了，我就是因為家裏窮才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學。 我家可比你們村裏還要窮啊，到外面借糧食是經常的事情。 那時我就想，我們為什麼會這麼窮呢？想來想去發現了兩個原因，一個是政策方面有問題，一個村子上百口人，只有一個人想問題，其他的人都不能想、不願意想；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的人口的確太多了，田還是那些田，地還是那些地，但人口卻成倍地增加，每個家庭都有四五個孩子，不窮才怪呢！」
一聽楊正義說到人口問題，曾思兒的神經立刻警覺起來了。 他對楊正義說：「楊秘書說得不對，過去我們農民生活困難不是因為人多，而是因為我們沒有發揮好人的作用。 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人多力量大，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夠創造出來！」
楊正義戲謔地說：「曾師傅，你真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呀！」楊正義繼續說：「毛主席還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因素，有文化的人則是世界上更寶貴的因素。 我們老家有一句話，說是吃飯怕人多，做事怕人少。 這的確是一個矛盾，那麼多的人口，用什麼來養活他們呢？我們那個村子就是那麼大，田地是一個不變的常量，但人口卻是一個持續增加的變量。 田地不增加，人口卻持續增加，人們怎麼能夠過上幸福的生活呢？如果一碗飯讓一個人吃，他或許能夠吃飽；讓兩個人分著吃，那就要差不少；如果是八個人、十個人分著吃呢？那不就只能喝稀粥了嗎！溫飽問題沒解決，他就很難去學習科學文化，就很難獲得幸福的生活！」
曾思兒歎了一口氣，對楊正義說：「其實楊秘書講的道理誰都懂，我們現在與我們的上一輩也不一樣了，過去他們都生五六個孩子，我們現在只要生兩三個就行了。 但我們農村有一條還是相同的，那就是家家戶戶都希望生一個男孩傳宗接代。 沒有男孩在當地可是抬不起頭來的呀！我有六姊妹，在我前面的都是女孩，我父親無論如何要生一個男孩，最後給我取了個名字叫思兒！」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中國傳統的孝道觀念的確深入了人們的骨髓。 對於曾思兒說的傳宗接代問題楊正義再清楚不過了。 
王大牛就在幸福村，對幸福村的情況，曾思兒不可能一無所知。 當然楊正義不可能將王大牛的故事告訴曾思兒，因為這個故事包含了太多政策法律和倫理道德方面的內容。 
楊正義給曾思兒講了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在前不久，主角是躍進村70多歲的老人劉貧農。 劉貧農的老婆給他生了兩個兒子之後就離開了人世，兩個兒子都是由他一手撫養成人的。 後來兩個孩子都相繼結婚成了家，開始的時候劉貧農在兩個兒子家裏各住一段時間，那時劉貧農的身體還好，能夠自食其力，兩個孩子都沒有嫌棄他。 但隨著劉貧農年事漸高，並且疾病纏身，這兩個孩子都把他當成了包袱，不僅不給他看病，甚至不給他飯吃，後來幹脆不讓劉貧農住到自己的家裏了。 劉貧農只能住在一個簡陋的茅棚裏，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 村子裏的人過意不去，跑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希望政府教育那兩個不孝之子。 後來楊正義根據趙永明的指示去躍進村找到了老人的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先是矢口否認他們的父親受到虐待，在楊正義拿出證據之後他們又表示這是他們自己的家務事，別人無權幹涉。 直到楊正義表示如果他們不照顧好父親，將依法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這兩個孩子才勉強同意輪流照顧父親。 雖然楊正義迫使他們簽訂了贍養、善待父親的協議，但他仍然為老人的未來深深地擔憂。 
講完劉貧農的故事之後，楊正義動情地對曾思兒說：「這個養了兩個兒子的老人比那些只生了女兒的人更加不幸。 不是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嗎？這兩個不孝子連飯都不讓自己的父親吃，這叫什麼養兒防老？其實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生多少個孩子，更不在於生男還是生女，而是在於培養教育，使孩子成為一個有能力並且有良心的人！」
曾思兒面色不悅地說：「楊秘書，你把思想工作都做到我賣肉的攤子上來了。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仔打地洞。 我曾思兒生不了虎仔，我只想生一幫狗仔！你不用給我說了，你走吧，不然就要影響我的生意啦！」
見自己工作做得沒什麼效果，楊正義無比沮喪，他緩緩離開了曾思兒的肉攤。 楊正義沒有把自己的沮喪情緒表現出來，他友好地對曾思兒招了招手，他知道還有艱苦的工作在等著自己。 
第8章
在楊正義到紅星鄉政府工作大約半年之後，鄉裏又來了一個叫做魏晴聖的年輕人，擔任紅星鄉團委書記。 魏晴聖與楊正義、姬迪丕一起成為紅星鄉幹部中最有希望的三駕馬車。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鄉鎮党委和政府機構非常精幹，所有幹部加在一起也就是十多個人。 其中鄉鎮党委有正副書記二至三人，党委委員三至五人；鄉鎮政府的正副鄉長三四個人，另外有一名秘書，秘書同時負責党委的日常事務；然後就是婦女主任、團委書記、計劃生育幹事等五至七人。 魏晴聖擔任鄉團委書記，但下面並沒有一套工作班子，充其量就是一個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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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