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展現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 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 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曆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後，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接受自己不再與企業「共存亡」的現實。 在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工作的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 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采用，各地的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它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自主創業的啟動資本。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喪失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 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准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隨著國營企業體系的日漸瓦解，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些地方無比恐懼地彌漫開來，在改革的陣痛中，城市貧民階層慢慢地出現了。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地區，悄然發生了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 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後，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 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於缺乏量化的標准和評估體系，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 大多數企業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面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 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二十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准。 紹興一家紡織企業的量化方案是：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出10％，折算成50萬元作為集體股，全廠200多名職工每人出資5000元，經營者出資100多萬元，組成一個資本額為250萬元的股份制企業。 其後，新企業無償使用著原有企業的機器設備，一切開支則由老企業承擔，經過近一年的運行，新企業產生驚人的利潤，而原來的集體企業則毫無懸念地陷入了虧損境地。 又一年，新企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老企業「並購」。 到1996年前後，浙江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 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 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到1993年底，浙江省已經有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量化改制。 
扭轉戰局發生在浙江的這種產權改革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處在「地下運作」的階段，全國性的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從1998年才全面開始。 它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的「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 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李澤民在一份對量化改革提出異議的報告上批複曰，「對於這樣的改革要回頭看，不過，不能走回頭路。 」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了。 
中央政府針對新的經濟形勢，對一些管制概念開始全新的詮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劉敏學對「投機倒把」這個名詞進行了新的解讀。 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把帶有營利性的經商活動都視為投機倒把，做違法處罰，這顯然是「左」的思想影響，是不對的。 某些過去認為是投機倒把的行為，現在看來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他舉例說，譬如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行為，過去被視為投機倒把，今天籠統地這樣說就不合適了。 他的這番講話一登報，全國的貿易商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過去的十多年裏，數以十萬計的商販因投機倒把罪名而入獄，而傾家蕩產，有人甚至喪失生命——該罪名最高可判死刑，為所有經濟犯罪行為中判刑最重者。 如今，隨著劉敏學局長的一番講話，一柄長劍終於從頭頂移走了。 
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在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 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 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 從此之後，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這次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五十多名民營企業家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會議會場。 劉永好後來回憶說，「年初，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找到我，說准備推薦我為全國政協委員，沒過多久就讓我填了表。 同時，四川省工商聯還推薦我為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 」3月18日，劉永好與內蒙古新優佳公司的陸航程出現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是私營企業主第一次在這種政治性場合亮相。 到年底，鄉鎮企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2，就業職工1.02億人，首次超過國營企業職工數。 
跟糧票取消及私營企業家參政相似，另一個也很有象征意味的商業故事是，在第一次過上了「情人節」。 根據北京媒體的報道，由香港人投資的利嘉鞋業是第一家在報紙上登情人節商業廣告的企業。 它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登了4次廣告，宣稱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內將抽取有特別優惠的「幸運情人卡」。 幾乎同時，開設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店也貼出了「浪漫溫馨情人夜」的海報，情人節當夜來消費的情侶可以獲得一枝玫瑰花。 五星級的王府飯店則推出了價格為300元的情人節晚會，廣告一登出，飯店的訂位電話就被打爆了。 這看上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商業活動，然而，由於「情人」這個名詞實在有點曖昧，因而，商家們的推廣引起了一些老幹部的微詞。 不久，有關部門就發下通知，嚴令不得在廣告中出現「情人節」這個字眼，這項禁令或嚴或松地被執行了好幾年。 每當到了2月14日前後，工商部門都會發出類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後，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月17日，著名跑車生產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國找到了它的第一個買主，名叫李曉華，是一位靠經銷生發水起家的42歲北京企業家。 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舉辦了一場新車交付儀式，李曉華站在價值13.4888萬美元的跑車前的照片登上了各報紙的娛樂新聞版面。 
月，中國加入了國際版權條約組織，這意味著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可能。 美國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產品正式進入中國，在此前的十來年裏，這個可愛的形象已經廣為中國兒童所知，它出現在成千上萬的繪圖課本、襯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過，它們竟全部是沒有授權的侵權產品。 
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英國的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 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實驗驚人地相似。 」
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用「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二元標准來判斷或議論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而事實卻肯定要模糊和豐富得多。 
年，最蔚為壯觀的景象是外資企業的蜂擁而入。 
該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國公司在華大規模投資的開始之年。 日後的數據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國累計吸引外資3462億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後發生的，1992~2000年的累計流入量占總量的93％。 1993年底，合同外資達到了1114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是270億美元，幾乎都是上一年的兩倍。 
在市場的誘惑和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開始狂熱地夢想中國。 最經典的表述出自柯達公司的總裁裴學德，他說，「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卷，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 中國每秒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於多了一個規模等同於日本和美國的市場。 」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從而計算出中國市場的規模，這是幾乎所有跨國公司進入這個東方國家時最常用的一個算式。 不過，事實很快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幻覺。 
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許經營店在西安開業；寶潔在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澤－布希公司用1640萬元購買了中國最大啤酒公司青島啤酒的第一屆東亞運動會；諾基亞開始向中國提供gs*m移動電話；花旗銀行把中國區總部從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飛機公司在中國賺到了大錢，它一下子得到了總共120架、價值90億美元的大訂單；福特企業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說，「我的頭號業務重點是中國」。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生產的第一輛轎車終於下線了，工作人員在生產線上掛了一條很有意味的橫幅：「謝謝中國，美國制造」。 此時，距離1978年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已經過去整整16年了，而德國大眾在上海的工廠已經形成了年產10萬輛的能力。 1993年也是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增加的轉折點。 這一年日企在華投資比1991年有了急劇增長，被批准的投資項目數量達到3414個的高峰，是1991年的3倍。 
月，題為「北京•1993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西門子、巴斯夫、摩托羅拉等五十多家跨國公司的代表和國務院、外經貿部的官員悉數到場，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會上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 當天晚上，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邀請了其中15個比較大的跨國公司的代表。 華爾街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請。 」
扭轉戰局對外資的大量湧入，可以有多層面的解讀。 
宏觀環境而言，進入第十六個改革年份的中國已經越來越吸引國際資本，特別是1992年之後，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得以確認，中央政府日漸放寬了外資進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漸市場化的投資環境當然受到國際資本的信任和青睞。 
從政策設計而言，吸引外資被認為是振興地方經濟的捷徑，因此，外資開始享受到「超國民的待遇」，各地對外資及合資企業都推出了大力度的優惠政策。 其中，一個被普遍采用的稅收政策是「三免兩減半」，也就是企業創辦的前三年，所得稅全免，後兩年則減半。 而在很多地方，減半政策更是從企業開始獲利之年起才被執行。 在所得稅征收比例上，合資企業的稅率是15~3％，而國內企業則被征收55％。 這種稅收政策上的「身份差異」，被認為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資企業」，將內資企業注冊成中外合資，成為企業「合理避稅」的普遍做法，這一政策要到熱錢滿天飛的2007年才被改變。 
在改革理念上，外資更被看成是轉換企業機制的最佳外來動力。 武漢第二印染廠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樂道地引用，這家老工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新公司裁掉了2/3的員工，使用的還是原來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設備，行政管理人員從35人減少到3個人，香港方面帶來了70％的外銷業務，工廠很快就扭虧為盈。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資方給老工廠帶來的是：震蕩較小的裁員、新的管理方式的輸入以及外銷渠道的開拓。 很顯然，這是一個雙方都很滿意的結果。 
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在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斷定，「對私人企業的歧視增加了中國對外資的需求。 」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的整個過程中，國有部門是在破產的邊緣上運營的，而與此同時，私人企業盡管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卻仍然受到嚴重的信用約束，無法獲得金融上的扶持，並被限制進入很多行業。 沒有效率的國有資本需要尋找有效率的合作資本，它面對的是兩大資本集團，一是跨國資本集團，一是民間資本集團，正是在這種抉擇中，外來的跨國資本成為被選中的對象。 因此，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湧入，與這種改革思路的確立是分不開的。 黃亞生曾經在訪問北京的房地產商潘石屹，潘石屹給他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某年，他設法通過一個中介與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當地支行的領導見面。 這家支行領導說：「我們有政策，規定不能與私人企業家見面。 我們支行在1954年時給私人農戶借錢去買驢。 他們沒有還錢。 」
總體而言，外資的進入讓中國的產業格局和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也必須看到，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個十分順暢和優化的過程。 這年的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怪哉，長期虧損還「合作愉快」》的評論，記者披露了廣東省對1090家合資企業進行所得稅的匯總統計，結果發現544家虧損，沿海各省的情況大體相同，約有一半左右的合資公司在財務報表上為虧損。 評論認為，「一些合資企業虧損，是因為外方投資人通過價格轉移利潤或虛列開支等方式，侵蝕中方利益，逃避稅收，形成賬面虧損。 不少企業連續虧損七八年，但生產規模卻不斷擴大。 」
這種不無曖昧的景象還出現在開發區的泛濫上。 為了吸引外資，各地紛紛建立開發區，在工業用地上推出優惠的政策，由於規劃失控，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圈地運動」。 1991年，全國有開發區117個，到1992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猛增到1951個，而到1993年的10月，各類開發區竟多達8700個。 在全國已批准的1.5萬平方公裏的開發區裏，如果這些開發區全部做到水、電供應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資約4.5萬億元人民幣，遠遠超出國力負荷。 
許多開發區為了吸引外資，制定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 開發區的土地出讓絕大多數是采用協議出讓的方式進行的，因而到處充斥著灰色交易。 中華工商時報》稱，「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國家收益，估計就有200億元之巨。 有些外商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一下子包攬上百畝或數百畝甚至幾平方公裏土地，然後再稍做平整，以幾倍的價格出售獲利。 」廣東省出讓88平方公裏的土地，得到94億元的轉讓金，平均每平方米為107元。 江蘇一家開發區出讓70年使用權的土地，轉讓價為每畝2000元，等於每年每平方米收0.04元。 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 中國台灣聯合報》的記者稱，「現在若到大陸，無處不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招牌，無處不談土地買賣。 」
國務院調查組的報告顯示，到1993年4月為止，全國開發區開工面積307平方公裏，約占規劃總面積的2％，也就是說，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發」，全國因此減少耕地1000萬畝。 5月16日，國務院發文「限制盲目建立開發區」，到11月，沿海7省1區關閉了700個開而不發的開發區。 在以後的10年裏，開發區的過度開建現象其實一直沒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初，全國的股民總數增長到了200萬。 
在上一年爆發了深圳抽簽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後，中央決定加強對證券市場的掌控。 當年10月，證監會匆匆成立，1993年4月頒布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9月宣布對國內法人開放a股交易。 緊接著，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寶延風波，這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規模的收購戰。 
延中實業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靜安區的一個街道公司，其上市純粹是一個偶然，在大型國有企業都不願意吃螃蟹的情況下，這家只有50萬元注冊資本的小企業意外地成為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並成為第一批上市的公眾企業。 它之所以成為第一個被熱切關注的企業，實在是因為股本結構上的特殊：由於延中的資本實力弱小，所以在公開募股中，社會公眾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1中國股市在股權設計上采用了「身份劃分」的制度，這成為一個很獨特的現象。 1992年5月15日，國家體改委發布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及13個配套文件，明確規定國家股、法人股、公眾股、外資股四種股權形式並存，由此形成了資本市場的「股權多元結構」特征。 這一制度在2005年之後才被改變。 使它在眾多股票中顯得非常獨特，也成為那些資本玩家們最樂意染指的企業。 
這年春夏，與全國投資大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海股市卻要蕭條得多。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利好的推動下，滬市股指曾沖到過1558點，可是接下來就掉頭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為了整頓金融秩序，決定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股指更是應聲大挫，跌破了1000點。 證交所總裁尉文淵內心大急。 第一家上市公司寶安集團的證券部主任厲偉（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之子）北上拜訪，他告訴尉文淵，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溫不火，是缺少「鯰魚」的緣故。 他舉例說，日本漁民捕撈沙丁魚，遠洋歸來往往會死掉一大半，後來他們就在撈上來的魚裏放一條鯰魚，為了生存，沙丁魚就會不停地遊動以躲避鯰魚，結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 尉文淵聽懂了，他笑著說，「你們願意來上海當鯰魚嗎？」
扭轉戰局一個月後，這條名叫寶安的「鯰魚」果然就來了。 寶安開始攻擊延中，滬市果然被攪得騷動不已，延中股價連日拉陽線，股價從9月漲到了12元。 9月30日，寶安發表聲明，宣稱已擁有延中實業5％的股份。 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漲，8日後竟達到42.2元，滬市隨之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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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