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中策一攬子收購某地全部國營企業的做法，則顯得十分大膽和圖謀深遠。 在泉州一案中，中策與泉州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合資成立泉州中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41家國有企業的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作價投入，占股4o，中策出資2.4億元占股6o。 中僑公司擁有大量土地儲備，其後續的地產經營前景十分可觀。 
就當黃鴻年在各地大肆收購的同時，尾隨其後的是由理論界和傳媒界人士組成的龐大的「拉拉隊」，他的出現讓改革派理論家們似乎看到了讓國營企業擺脫舊體制的曙光，於是，對之的稱頌便有點「上綱上線」，有些竟帶有幻想的玫瑰色。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策現象是國有企業重組的有效模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時代產物」，黃鴻年的購並終於讓國有企業實現了多年未有突破的產權多元化，這將使得國營企業改革徹底地走出籠子裏改革的老路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更評論說，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國外企業上市的原則和渠道把一些國營企業經過重整後，轉換成為具國際性的企業，6續在國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國外資金來投入國內企業展。 
這些熱烈的言論給予了中策現象以無比崇高的改革定位，使之收購行為「越」了商業利益的自身邏輯。 在眾多媒體的轟擁下，黃鴻年和中策意外地成為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新風標。 黃鴻年後來回憶說，中策進中國，一開始是來試水的，沒有想到會受到如此大的歡迎，其收購成本又能如此優惠和低廉，其後便一起熱昏了頭，很多項目是糊裏糊塗地定下來的，泉州和大連的兩起「一攬子計劃」更是在熱浪中匆忙實施的「不可能任務」。 
黃鴻年在1992年的熱走，徹底炒熱了「資本經營」這個名詞，後來不少經營者在談及中策時，均印象深刻，認為其啟迪「過1oo本教科書」。 外來的中策現象，加上國內的牟其中「罐頭換飛機」，讓人們生動地看到了資源流通所帶來的神奇效益。 
《激蕩三十年》之二
十四
黃鴻年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報刊的財經版頭條，自然讓各地的國企廠長們暗慕不已，他好像是一個「天使」：背著錢袋從天而降，用一堆真金白銀換走一張股權證，然後人不換，事不管，卻可以讓企業從此擺脫「婆婆們」的束縛，換來一個全新的「老板機制」。 泉州的41家企業被收購後，泉州輕工局、商業局便被撤銷了，廠長們只需對黃鴻年一人負責。 中策提供的模式似乎可以繞開所有生在國企改革中的難題。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了其他國際公司的效仿。 就在他收購了杭州啤酒廠之後，與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國華裔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謝國民則來到了杭州青春寶藥業公司。 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赫赫有名，是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創辦的胡慶餘堂的關門弟子馮根生，他於1972年白手創辦這家企業，研制開出暢銷一時的保健藥品青春寶，第一屆優秀企業家評選，馮根生是浙江企業家中入選的第一人。 青春寶當時是華東地區最賺錢，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藥廠，馮善於經營，性情剛直敢言，某年，正當他為了市場銷售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上級主管部門通知他去參加一場經營管理考試，他憤而罷考，鬧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風波。 到1992年，馮根生已經59歲，按照慣例他將在一年後退休。 便在這時，在他的極力主導下，正大集團於第二年以淨資產核算的低廉價格獲得了青春寶的控股權。 謝國民對馮根生做出承諾，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那一天。 一直到2oo7年前後，馮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寶的總裁。 他也因此成為近3o年來最「長壽」的企業家。 
青春寶被正大控股，引了一場「靚女該不該先嫁」的爭論。 在之前人們的觀念中，拿出來與國外合資的都應該是一些瀕臨倒閉、實在經營不下去的「醜女」，像青春寶這種盈利能力很強的「靚女」與外商合資，很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 日後來看，這個爭論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那些國際資本並非慈善組織，如果沒有升值的潛質，則根本不具備被收購的可能。 馮根生在評說青春寶合資一事時，自稱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換機制」，言下之意，是通過出售控股權的方式擺脫原有的體制。 而客觀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繼續掌控這家由他創辦，卻在資產上跟他沒有關系的企業。 
如果說，突然間冒出來的黃鴻年提供了一種搞活國營企業的「另類辦法」，那麼，除此之外，確乎是看不到有什麼新的奇特招數。 國務院頒布的各項通知，仍然是「繼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繼續限產壓庫」、「繼續抓好品種質量效益」、「繼續清理三角債」。 在這期間，還生了一起半途中止的「破三鐵」改革運動。 
由於效益不彰，搞活無策，龐大的冗員越來越成為國營企業不堪其重的負擔，一些調查顯示，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中，在崗而沒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 從2月份開始，因討論國營企業「生死」而聲名大噪的經濟日報》刊一組破三鐵，看徐州》的稿件，繼去年報道「四川企業安樂死」之後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鐵」的熱潮，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肯，並迅在國營企業中廣泛實施。 
「三鐵」，分別為鐵飯碗、鐵交椅和鐵工資，實指國營企業的勞動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它們被認為是國營企業的傳統優越性所在，也是其內部機制僵化累贅的症結。 所謂「破三鐵」，就意味著企業可以辭退工人，工作崗位將不再「世襲」，企業管理人員—之前稱為「幹部」—不再終身制，員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將根據效益和績效浮動。 根據報道，江蘇省徐州市在過去的一年多裏，針對「企業辦不好，廠長照樣當；工廠虧損了，職工錢照拿；生產任務少，誰也減不了」的現狀，通過「「破三鐵」讓企業恢複了活力。 經濟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稿36篇，它堅決地認為，破三鐵是國營企業改革的一次「攻堅戰」。 新華社也表述評，稱「破除三鐵，是今年企業改革的主旋律。 」到3月底，全國「破三鐵」試點企業已逾千家。 
破三鐵」，是企業改革第一次把改革的矛頭對准了企業中的一般職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 「破三鐵」，其實也就是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 在某種意義上，大張旗鼓的「破三鐵」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觀念運動，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一直以此為家的國營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 在媒體的熱烈鼓噪和「徐州經驗」的啟下，本溪鋼鐵廠宣布1o.6萬名職全部實行全員合同制，它被認為是中國大型企業第一次打破」鐵飯碗」，上海、四川和北京等地的老牌國營企業也紛紛以深化改革為名義大幅度裁員，大批工人下崗回家。 有些地方政府官員更直接提出，以三鐵精神（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來破三鐵。 
三鐵既破，然而社會保障體制卻沒有健全，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嚴重的失業迅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一些地方相繼生被裁員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凶報複的事件。 4月，地處京畿的天津市盛傳天津手表廠搞「破三鐵」出了亂子，工人罷工、女工自殺、廠長免職，此類傳言迅散飛整個華北地區，後經媒體調查，手表廠事件有點出入，然而，滿城風雲並非空穴而來，「破三鐵」因缺乏相關社會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誘的社會動蕩卻引起了決策層的警惕。 在5月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上，有人明確提出，轉換企業經營體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破三鐵」。 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刊權威人士言論，稱「破三鐵，要謹慎」。 一位叫賀中天的經濟學家批評說，「徐州搞破三鐵，市委規定虧損企業工人扣多少，廠長扣多少，政府職能不轉變，光扣廠長工人的工資，企業轉換不了機制」。 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更論證說：「試圖用皮鞭加饑餓的辦法搞活國營企業是行不通的，每個公民都有憲法賦予的勞動權利，砸鐵飯碗是違法的。 」
於是，到年中，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激蕩三十年》之二
十五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來的放權主題上，國務院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宣布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其中包括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資金支配權等。 從條例》的文字表述看，企業經營者的所有權利都已經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認為是政府自1978年放權試點、1984年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之後，第三次大規模的放權行動。 從實際的執行情況看，這些權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銷售和采購權等，有的定義模糊，如資金支配和投資決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進出口權始終被國家外貿系統所壟斷，其他企業根本不可能染指，還有的則根本不可能落實，如拒絕攤派。 在新華社開展的對百家國營企業廠長調查中，9o的廠長承認「即使有拒絕權也不敢用」。 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國家，到底該如何管理和控制國營企業，始終在「收與放」的悖論間徘徊，進退維艱。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專門就證券業說過，認為證券和股市要堅決放開試，錯了可以糾正。 
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刺激，這一年的股市從春天開始就呈現亢奮的態勢。 5月21日，尉文淵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全面放開股價—此前一直執行漲跌停板制度，上證指數從2o日的616點連日上躥，到25日已高達142o點，豫園商城的股價升到1o oo9元，空前絕後。 當時，全上海只有證交所這麼一個交易點，股民每天把這裏擠得水泄不通，尉文淵突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文化廣場，作為臨時的交易場所。 媒體記載：文化廣場是一個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廣場每隔5分鐘播報一次股票行情，委托點接受單子後，馬上通過電話傳入上交所處置。 這個交易大棚風雨無阻，一直開了一年半才關閉。 在辦了文化廣場之後，尉文淵又明出「大戶室」制度，那些有錢的人可以交一筆錢進入一些封閉的、有專線電話、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戶室」，這裏的股票行情是即時通報的，買賣更是有優先權，比文化廣場幾分鐘才報一次行情當然要優越得多。 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戶和大戶—後來又有了「莊家」，成為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遊戲場。 
在深圳，股市之熱有過之而無不及。 前幾年無人問津的股票現在已成了萬人爭搶的寶貝，行新股只好實行抽簽的辦法。 8月7日，深交所布1992年度新股認購抽簽表售公告》，宣布行國內公眾股5億股，售抽簽表5oo萬張，中簽率為1o，每張抽簽表可認購1 ooo股。 認購者憑身份證辦理有關事宜，一證可花1oo元買一張抽簽表，每個認購者最多可持有1o張身份證買抽簽表。 售工作將在兩天後開始。 
公告一出，深圳郵局當即被雪片般飛來的身份證淹沒，其中最大的一個特快專遞包裹有17.5公斤，裏面是2 5oo張身份證。 當時深圳有6o萬常住人口，兩日內一下子湧進15o萬人，廣州到深圳的軟座火車票3o多元，黑市竟炒賣到2oo元。 許多人沒有邊防證進不了特區，當地農民自告奮勇帶路鑽鐵絲網，每位4o元。 從7日下午開始，全市3oo個售點就排成了長龍，有人拿來長長的繩子，男男女女緊緊抓住繩子甚至把繩子繞在手腕上，在最緊張的時候，人們緊緊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內到處彌漫著難以分辨的惡臭味。 
9日上午，抽簽表准時出售，僅兩個小時就宣布售完畢，各售點的窗口全數拉下。 上百萬人興沖沖而來，兩天兩夜苦候，卻沒有幾人買到了抽簽表。 怒火迅地在深圳遍地蔓延，無法控制情緒的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馬路全部癱瘓，商店被砸，警車被燒，政府出動大批防暴警察並拉來了高壓水炮。 中國股市上的第一個惡**件在猝不及防中爆。 11日淩晨，深圳市政府緊急宣布，增5o萬張認購申請表，當晚市長鄭良玉表電視講話，事態才漸漸平息下去。 
事後的調查表明，抽簽表的售工作出現了集體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統4 18o人，各售點平均私分私購達44.6—很多知情者認為，事實應該遠遠高於這個比例。 舞弊事件對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擊，在之後的四天內，兩地股市大跌，上證指數的跌幅更高達45，幾乎跌去一半。 深圳事件生動地展現出中國早期股市灰色、曖昧和野蠻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證券管理機構的誕生。 1o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朱‧基副總理兼任主任，其辦事機構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它成為中國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當局。 證監會任主席為劉鴻儒。 
《激蕩三十年》之二
十六
百萬股民的空前熱情、股市的暴漲狂跌，乃至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讓決策層以最直觀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場這個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 當時，全國民眾的銀行儲蓄已經過1.3萬億元，成為一只隨時可能誘通貨膨脹的可怕的「籠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財政則十分拮據，幾無可能對國營企業的資金需求提供幫助，而股市的火暴讓決策者們突然現，這可能是拯救已經陷入泥潭，而政府無計可施、無血可輸的國營企業們的最佳手段。 一些經濟學家紛紛獻策論證，認為，「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是搞活和增強國營企業實力的戰略選擇」。 在此之前，「冒險上市」的企業幾乎清一色是滬深兩地的中小企業，各大型骨幹企業避之唯恐不及，而現在，事實讓人們一夜之間轉變了觀念。 證監會成立後的第一項重大決策是，把兩市的上市指標權「上繳」中央，證交所再無決定權，從此後，上市指標變成了「資本輸入」的代名詞，證監會成為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 
深圳舞弊事件爆期間，一位名叫呂新建的自由撰稿人目睹了驚心動魄的整個過程，他以「呂梁」為筆名寫了一篇很生動的新聞通訊百萬股民「炒」深圳》，被包括北京青年報》在內的不少媒體采用，很是讓他賺了一筆稿費。 也是從此開始，呂新建成了深交所裏的常客。 誰也沒有想到，十年後，以「呂梁」行名的這個人將成為中國股市最凶猛和神秘的「莊家」。 
另一個在此次認購大戲中獲益的，還有遠在烏魯木齊、靠開彩印店起家的唐萬新。 從1986年起，他搞過服裝批，辦過掛面廠、化肥廠等，都有虧無盈，直到199o年開始做聯想電腦和四通打印機的代理生意，才賺到了錢，這年初，他注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 深圳的售公告一登報，他就嗅出了金錢的氣味，於是，他花錢一下請了5 ooo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義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簽表，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領到的抽簽表很是讓德隆公司賺到了一筆錢。 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 十多年後，他叱吒風雲，構建起一個總資本高達1 2oo億元的「沙地上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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