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聽了這番介紹後，**感到新鮮有趣，會後，**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鄧小*平批示：合資也可以談。 
有了鄧公的批示，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與通用的談判進度立即加快。 第二年的3月，一機部組團赴美與通用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 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會最後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的這個合資提議，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 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要在將近2o年後的第一根樁。 而彼時，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大眾汽車的年銷量達到5o萬輛。 
幾乎就在通用汽車董事會對中國說「不」的同時，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整整十年。 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 當時隨大眾公司來華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後的中國廠房後，略帶嘲諷地說：「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裏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 中國車間裏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 」當時，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制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後的現狀。 他們現，在中國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產企業能與桑塔納汽車配套，甚至沒有一條生產線不需要改造。 能用上的，只有輪胎、收音機、喇叭、車外天線和小標牌，而即使把這些零碎的東西全部加起來也只能占到零部件總量的2.7。 
盡管有抱怨和擔憂，但是中國接納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熱情卻越點越熱。 
《激蕩三十年》之十
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經水到渠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得到了管理國家的領導權；在隨後的科學大會上確定了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標准大討論」中，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導權；出訪日本及一連串的外資談判，讓沉重的國門一點一點地打開；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 就這樣，變革每天都在生，中國的未來走向似乎日漸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党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與此相關，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党的組織路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 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曆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 因而，盡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工程在上海開工了。 12月24日，日後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o萬噸、鋼67o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o億元人民幣。 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很顯然，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舉國上下對之的期盼可見一斑。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 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中國將在五年後出現第一家破產企業）。 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夥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 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於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於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跡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 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 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過7o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 第一個廣告，從1o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 政府呼籲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 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 
「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 」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的確，你會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幹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 但是漸漸地，你會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於真正地融為一體，難分彼此。 
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聖誕夜——中國大概要過1第一批5o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 
這是一個開始。 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oo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ooo人。 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兒的政治評論。 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悲慘景象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 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激蕩三十年》之
十一
「我們都下海吧。 」
—民間詞匯，1984
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於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 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曆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 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於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於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並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 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後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制造醫藥診斷產品，後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 如果再加上卡爾·奔馳在德國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麼，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後1oo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 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了出來。 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 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裏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後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詞匯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采用，它寄托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據後來的研究者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在此前的一年多裏，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党報表了一篇題為曆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後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 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幹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 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党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牆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o倍。 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党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 」但鄧小*平沒有表意見。 
其後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 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匯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 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 」此言一出，全場大笑。 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 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裏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 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 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 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激蕩三十年》之
十二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 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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