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ooo》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曆。 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盡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 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准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
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 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 說這裏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 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 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 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 』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准。 」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 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 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 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於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激蕩三十年》之七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生在城市裏，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 這在即將開始的3o年裏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裏，18個衣衫老舊、面色饑黃的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並人人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幹。 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幹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o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 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 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 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 包幹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 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裏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幹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 此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 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 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制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了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幹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也是在1978年，距這裏數百公裏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也確實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2o世紀6o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裏當了創紀錄的48年的村党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遊刃有餘，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 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幹部。 在1975年1o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漏*點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一噸，今年可達24oo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於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於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後進公社趕上去。 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 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詩：九十萬人民心向党，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
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確鑿的、閃閃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聖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很長的贊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 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幹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 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o人在村裏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 「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 」後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党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裏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 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 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o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 」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oo萬元，銀行存款1oo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 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o.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麼》，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 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華西村是個假典型」。 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跡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後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 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後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並不孤獨。 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書記也在村裏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 大邱莊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後這裏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 而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 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 在日後很長的時間裏，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後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 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o年之後的話題了。 
《激蕩三十年》之八
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沖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裏，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ooo元，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 寧圍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將近5o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 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裏，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裏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 生產什麼，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 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 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oo號人，年產值3oo餘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 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在後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讓人猶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著管理工廠的方法。 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放。 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 直到七八年後，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制度。 「做工廠不能有什麼就做什麼，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 」魯冠球後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的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 這一年，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悄悄恢複基本工資加獎金的制度，有的還開始嘗試計件制。 9月，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表長篇論文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他們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混雜語言十分辛苦地論證，利潤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掛帥」，在結論上，他們很自然地將那些錯誤的觀點歸咎於**和「四人幫」：「他們把兩件不相幹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險惡地要把我們的企業都變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門。 」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給人寒冷的感覺。 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寫道：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麼，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 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複了正常外交關系的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裏。 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 12月17日，中美雙方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 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准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並在中國市場銷售。 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 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著一條長安街）簽訂的。 外貿部長李強在批複中加了一條：「僅限於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 」盡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閘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激蕩三十年》之九
美國和可口可樂的度讓人嫉妒，似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對打開國門的中國感興趣。 當時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無力再幹預其他地區事務；蘇聯也因為要插手阿富汗而無暇他顧，冷戰局勢處於低潮。 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剛從經濟蕭條中走出，空閑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 4月，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穀牧率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所到之處，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 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穀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o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o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巴符州州長說可以貸款5o億美元給中國，馬上可以簽字；北威州則表示1oo億美元也問題不大。 這些資訊都刺激著中國領導人對引進持積極態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擴大對外引進的思想。 
6月22日，鄧小*平找餘秋裏、穀牧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同國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點，搞它5oo億，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也可以大一點。 不要老是議論，看准了就幹，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都可以盡快開工。 
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根據鄧小*平的這段講話，中央政府曾經策劃過一個龐大的1o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oo億美元的外資，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武器產品的生產，其中包括了12o個大型項目，如礦山、鋼鐵聯合企業和石油化工設備。 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日後評論說：「該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 許多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 」這裏隱藏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年，鄧小*平曾經嘗試用「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來迅地拯救中國經濟，這仍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國家經濟運動，與**動群眾搞經濟的方式不同，鄧小*平這一次是試圖借用資本主義的錢來造「中國大廈」。 不過，他的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在現這一計劃無法實現的第一時間，鄧小*平就迅地改變了戰略，他開始把重點放在上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期望通過對它們的放權改造激出生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國有經濟實力不強的南方進行特區試驗，用窗口效應來吸納國外資本和技術。 
領導人的這種急迫心態，一層層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級經濟幹部那裏。 中國第一次引進外資的熱潮在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 彭敏在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中披露，1978年，全年簽訂了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12月2o日到年底的短短1o天裏搶簽的合同。 
第一機械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奔馳、大眾等著名企業出邀請電，希望它們能夠來考察中國市場。 很快，反饋回來了：繁忙的豐田公司以正在和台灣洽商3o萬輛汽車項目婉拒，傲慢的奔馳公司則說不可能轉讓技術，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興趣。 
第一個來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 1o月21日，通用派出由湯姆斯·墨菲帶隊的大型訪問團來洽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 後來出任副總理的**接待了他們，在這次洽談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 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eture）？」
**後來對中央電視台記者回憶，盡管中方人員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 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中方人員詳細介紹了「joineture」的含義：就是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 這位經理還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 
這位經理介紹以後，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 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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