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激蕩三十年》之四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副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傑伊·馬修斯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 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 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采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 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 
在這篇題為盡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的。 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 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 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 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 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著雙手坐在那裏，好奇地朝我張望。 在我逗留的幾分鐘裏，只有一個女工幹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 工廠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 在這種企業裏，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 桂林絲廠有25oo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雇過一個人。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音）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第一次增加工資。 由於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 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過1.75美元。 
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 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現了一台14o多年前的機器。 這家年產3o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o世紀5o年代之前的，其中，14o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 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
中國正在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 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著「幽靈班機」。 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 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 我到窗口問是什麼理由。 回答是：「哎呀，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改了吧。 」乘上飛機後又怎麼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 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沈陽停留又耽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布「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 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 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 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 
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達國家」。 「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制混凝土板來建房。 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後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 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裏要住四代人，從8o歲的曾祖母到小孩。 」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 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麼汙染控制的措施。 」
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 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幹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 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 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 」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鬥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 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 這家工廠開始對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 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 」
在經曆了這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 在1o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o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 而中國正在采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複職的鄧小*平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系，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 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系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 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党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 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達國家。 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准的。 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 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o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布建交聯合公報。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幹，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展為主軸，悄悄向達國家靠攏的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酵。 
《激蕩三十年》之五
在這一年的**國慶典禮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李嘉誠的香港商人。 他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 從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大6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他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 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再過2o年，他將在距離**一公裏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現代的東方廣場。 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 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
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系懷。 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 」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做任何的宣傳。 有一個與此相關的細節是，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幸福不忘李嘉誠。 」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 李嘉誠不惹政治，卻防不了政治來惹他。 
在李嘉誠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前的4個月，36歲的榮智健隨身攜帶著簡單行裝和單程通行證，遠離家人，告別妻兒，從北京來到了香港。 到碼頭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 顯赫百年的榮家第四代終於在一個潮濕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無錫榮家，興於清末民初，靠辦印染工廠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帶顯赫的商賈大戶，最鼎盛時，榮家幾乎掌控了中國紡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 1949年之後，榮家一直是**的堅定擁護者，1953年，党中央有計劃地實驗公私合營計劃，在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的積極倡導下，他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起了全國性的示範和宣傳作用，**因此贊許榮家為「民族資本家的戶」。 三年後，全國公私合營計劃臨近收尾，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榮毅仁作為工商界報喜隊代表，向**、**等報喜，這一天標志著「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1957年，41歲的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後來還曾兼任紡織部副部長。 
「文革」期間，榮毅仁靠邊站，沒有少吃苦頭，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好幾年一直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工商聯機關的所有廁所。 他的兒子榮智健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水電站當抬土工。 「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複出，榮毅仁也隨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政協會議上，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為副主席。 
政治上盡管重煥光芒，而榮家資產在大6卻已分文不存。 此時已回到北京的榮智健無所事事，他對科研和政治均無興趣，於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個抉擇，在那裏，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盡管不複祖輩的榮耀，卻也依然固守家業。 行前，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他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3o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 世家子弟畢竟不比尋常，其起點自當高人一籌。 12月，他與兩個堂兄弟合股的愛卡電子廠開業了，總股本1oo萬元港幣，三人各占1/3股份，一開始的業務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表、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大6販賣，在當時，獲准「大6販賣權」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特權。 3年後，這家背景深厚的小電子廠被美國的Fite1ec公司以1 2oo萬美元高價收購。 榮家財技一試即靈，果然非同凡響。 榮智健日後資產曾一度攀上「中國富」的寶座，其淵源由來當是從這個夏天開始的。 
與只身闖香港的兒子相比，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鏖戰大6。 他提筆向鄧小*平建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願，投入國家建設」。 在榮毅仁的提案中，即將創辦的公司名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cITIc）。 此議當即得到鄧的認可，其他領導人也頗為贊許。 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它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 
《激蕩三十年》之六
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准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o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 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 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 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 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裏，他真正領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裏，翹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各種電視機的概況。 從第一台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生產了5 ooo台電視機。 鄧副總理走進生產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線、自動插件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工序。 離開車間後，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裏的雙畫面電視、高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 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展過程中，電子工業、電子儀表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 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 
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 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複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 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湧而至，在其後的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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