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 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麼的弱小，卻又是那麼的肆意，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它是善於妥協的力量，但任何妥協都必須依照它浩蕩前行的規律，它是建設和破壞者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 2o多年來，中國公司一直是在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征，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將用相當多的篇幅記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成長軌跡，它們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繞過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自它們進入中國市場的那一天起，它們便已經是中國企業，在將近3o年的時間裏，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鑒價值的教案。 在2o世紀8o年代初，最早進入中國的是以松下、索尼、東芝為代表的日本集團，松下幸之助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際級企業家，而東芝在中央電視台的「ToshIBa ToshIBa，大家的東芝」讓人至今難忘，這與當時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強勢是密不可分的。 至今，在各項利益密集的領域，外資的力量以及其經理人群體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及政策的走向。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商業變革是一場由國家親自下場參與的公司博弈，在規律上存在著它的必然性與先天的不公平性。 也許只有進行了全景式的解讀後，我們才可能透過奇跡般的光芒，現曆史深處存在著的那些迷霧，譬如，國家在這次企業崛起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偉大的經濟奇跡沒有催生偉大的公司？中國企業的越模式與其他越型國家的差異在哪裏？我們才可能在為經濟增長率欣喜的同時，觀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卻每每被忽視的命題，如社會公平的問題，環境保護的問題，對人的普遍尊重的問題。 
在這種框架性結構之外，我還嘗試論證，在商業史上，並不是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 如果當年聯想的倪光南和柳傳志沒有反目成仇，聯想有沒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條更具技術色彩的道路？如果張瑞敏和他的團隊早早地成為了海爾集團的資產控制者，也許他就不會讓海爾的資本結構如此繁雜，海爾的成長軌跡或許會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沒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突然出現，中國政府很可能著力去培育日韓式的財團型大公司，那麼，中國公司的成長版圖會不會全然改變？
如果你認為這些設問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你可能就無法體味到曆史的內在戲劇性。 
我還將在日後的寫作中證明，在這個至今充滿神怪氣質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經被一再地證實：任何被視為奇跡的事物，往往都很難延續，因為它來自一個越了常規的曆程，處身其中的人們，因此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們，每每不可能擺脫那些讓他們終身難忘的際遇，他們相信那就是命運，他們總希望每次都能紅運高照，每次都能僥幸勝出，最後，所有的光榮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環中。 
任何貌似理所當然的神話，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無懈可擊，往往越值得懷疑。 我們從來相信，事物的展是粗劣的，是有鋒芒和缺陷的。 當一個商業故事以無比圓滑和生動的姿態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先必須懷疑，而所有的懷疑，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正確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國企業界是一個迷信奇跡的商業圈，但是3o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讓這個圈子裏的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常規所帶來的各種效應。 真相如水底之漂，遲早會浮出水面。 我甚至相信，在企業界是存在「報應」的。 
四
企業史寫作使我開始整體地思考中國企業的成長曆程。 這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這過去的3o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幾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 當我感覺疲憊的時候，我常常用沃爾特·李普曼的一段話來勉勵自己，這位美國傳媒史上最偉大的記者在他的7o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裏、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生什麼事情，它的昨天意味著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麼。 在這裏，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 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 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
李普曼說得多好—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樂的。 自從2oo4年的夏天決定這次寫作後，我便一直沉浸在調查、整理和創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一大塊時間。 一個人要讓自己快樂其實是一件不難的事，你只要給自己一個較長時間的目標，然後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實現它。 結果如何，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會非常的單純和滿足。 
每當月夜，我便孤身闖入曆史的迷霧。 我的書屋正對著京杭大運河，河水從我窗下流過，向西三公裏拐過一個彎，就是運河的起點處—拱宸橋。 這一線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間橫貫整個華北平原，最後進入北京城，到積水潭、鼓樓一帶戛然而至，71o年來，世事蒼茫，卻從來沒能阻擋過它的無言流淌。 2o多年前，杭州段運河清澈可見遊魚，2o多年來，樓宇日見林立，水體終而渾濁，現在，當地的政府突然又回過頭來搞運河的治理，想要把它開成夜遊江南的一個景點去處。 此刻，我正在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駛過。 據說過了今年，這些水泥船因為噪聲太大影響兩岸居民而不能在運河裏夜行了。 
我的思緒便常常在這種貌似相關實則相去萬千的時空中遊蕩，法國人羅蘭·巴特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我對不太可能生的事，以及曆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寫作當代史的快感和詭異，便全部在這裏了。 
作者簡介
吳曉波，1968年生人，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系。 財經作家，常年從事公司研究，現任職《東方早報》社。 出版作品：《大敗局》（2oo1年）、《穿越玉米地》（2oo2年）、《非常營銷》（2oo3年）、《被誇大的使命》（2oo4年）等。 其《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吳曉波同時是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 聯系方式：ap.sinet
《激蕩三十年》之一
第一部　1978~1983年 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 中國，回來了
我流浪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
深感到途程上頑石棱角的堅硬，
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1978年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裏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 2o多年後，他回憶說：
「記得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 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 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 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 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致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 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性的年代。 盡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党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 剛剛複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複後，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 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 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清樣。 信我還都保存著，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 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感覺。 從此以後，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 那麼後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特約評論員文章。 當日，新華社轉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主義。 」文章的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 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後，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有思想准備了，我准備要坐牢。 」妻子說：「我要麼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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