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理把雙手抬起，把所有手指展開，把兩隻手的手指尖逐一對起，稍稍壓下，雙眼自對起的指尖望向白莎，好像希望白莎能了解他所表達他堂兄的習性。
「他結婚了嗎？」柯白莎問。
「他太太10年前死了。」
「有沒有小孩？」
「沒有。」
「你是他唯一的親戚？」
「是的。」
「喪禮怎麼樣，由什麼人主辦？」
「葬禮在明天，我讓葬禮在這裡舉行。我在星期一晚上才接到電報通知說他死了，我本人出城去了，所以電報未能及時到手，你為什麼會問到葬禮呢？有差別嗎？」
「喪禮不關我事，你找我幹什麼？」
「是的，是的。我就要說到了，我說過我堂兄有點怪。」
「是的。」
「許多怪概念中的一招是，他對今日社會已經建立好的經濟制度並不投信任票。」
白莎的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老天！」她說：「這有什麼怪，這樣才是有理智。」
梅克理把雙手向頂住的指尖壓下去，手指的底部也互相碰到了一起去。「怪也好，理智也好，柯太太，我的堂兄經常身邊帶著大量的一筆現鈔，我們說得仔細一點，他身上的皮夾，經常裝著大量的一筆現鈔的。這是事實，我還有一封他給我的信可以證實這一點。他認為緊急需要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再說，在星期二，他又在銀行中提出了外加的5千元，他準備星期五參加一個絕版書籍的拍賣會。」
「又怎麼樣？」
「我來這裡接管的時候，他們把他死的時候身上的遺物交給我——衣服，袋裡的零星東西，手錶、名片匣—一另外就是他的皮夾。」
「皮夾怎麼樣？」白莎雙眼發光，急呼呼地問。
「皮夾里，」梅克理說：「有1張100元的鈔票，2張20元的鈔票，和3張1元的鈔票——沒有別的了。」
「喔，喔！」柯白莎發表了她的意見。
「你現在知道我在煩惱什麼了。」
「你說什麼了沒有？」
「這種事，自己沒有確實證據前是不能亂開口的。」
「所以你要等有了證據再開口，是嗎？」
「那倒也不一定。」
「怎麼會？」
「戴小姐呀，你知道的。」
「戴小姐又如何？」
「她知道他身邊帶著的這筆錢。」
「怎麼會？」白莎問。
「戴小姐是他的秘書，已經有1年的時間。她記得他請她聽寫過一封信，信里說他隨時在身上會帶5000元現鈔。我提醒她之後，她很快就記起來了。」
「信在哪裡？」白莎問。
「信是給我的，我留在佛蒙特——一我希望它仍在，重要信件我從不拋掉的。」
「堂兄給你的信也算是重要信件？」
「老實說，是的。」
「為什麼？」
「他是我活著的唯一親戚。我認為他是近親，我很喜歡他。你知道家屬式微到只剩兩個人是怎樣的。」梅克理自指尖上面望向她說。
「尤其兩個中有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白莎酸酸地加上一句。
梅克理什麼也沒有說。
「上次見他什麼時候？」白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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