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另一種意見即積極派反駁道：「從風鈴之前起，英次就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指向，他曾經嫌鋼琴聲很煩，上訴到地區公害課讓人安裝了隔音裝置。」
「這些問題不是解決了嗎？」
「安裝隔音裝置只是一種讓步，不可能將聲音完全隔離。」
「假設英次內心感到極度不滿，攀樓企圖摘取風鈴，結果從陽台上墜落。以後，他失去了記憶，這樣的人會殺人嗎？」
「他患的是逆行性健忘症，這種病也最容易裝假。」
「按你的意見，是說他從盜風鈴的時候起就有殺害她的意圖了？」
「正是那樣。英次也許不是為了盜風鈴才爬上去的，而是為了謀害對方的性命。因為沒有成功，所以才從陽台上跳下，假裝受傷后失去了記憶。」
「難道……」消極派漸漸地敗下陣來。
「再進一步考慮，英次從一開始就企圖殺害武井清子；但如果直接下手，他已經超過十五歲，會受到刑事處罰，因此便裝作盜風鈴的模樣，故意從陽台上跳下，偽裝成記憶障礙。」
「會是那樣！萬一受傷的部位不湊巧，不就連命都不保了嗎？」
「但實際上幾乎沒有受傷，連醫生也頗感驚訝，說從那樣的高度墜落沒有受傷，這是奇迹；但是，如果是故意朝著柔軟的草地跳下來，沒有受傷也是很正常的。」
「那樣的少年，連這些事都能算計好嗎？」
「真是。在他的計劃里還有一張王牌。如果在患有記憶障礙的狀態里作案，按刑法可以算作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心神喪失和心神耗弱，都是精神障礙上的疾病，兩者的區別在於精神障礙的程度。——譯者注。）
英次從墜落時起患上了約三個月的記憶障礙，但還記得姓名、住址、社會習慣等，所以可以認定其具有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從這一點來看，即使不算心神喪失，但已接近心神耗弱的狀態。反正，他的記憶障礙在被追究刑事責任時對他是很有利的。如果剛到十八歲的少年如此工於心計，而且敢於殺人，這是令人感到害怕的。
大家一致同意傳喚英次；但是，還沒有等到搜查會議決定傳喚少年，警方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線索。據說少年從被害者的陽台上墜落的那天夜裡，即少年墜落以後，有人看見一個男子偷偷地從清子家出來。
目擊者是居住在清於右鄰的女服務員，偶爾在那時下班回家，在走廊里與一個低著頭從清子家出來的男子擦肩而過。她也沒有在意便將那事忘了。現在清子被殺，她才想起那時遇見的那個鬼鬼崇崇的男子。
「我記得那個人像是住在A棟四樓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看見臉認識的；不過，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要保密呀！大家住在同一幢樓里，我不想遭人怨呀！」她最後不安地叮囑道。
經女服務員的協助，確定那人就是住在A棟四樓gn室的居民大賀靖彥。警方對大賀與清子的關係進行調查，得知大賀經常以自己的女兒是清子的學生為由出入清子的家。接著，從他公司的衛生室里查出他的血型，證明他很有可能就是被害者懷有的胎兒的父親。警方的調查還在進行著，最後還查出了大賀曾插手商品交易慘遭損失的事實。
但是，那種損失在帳面上沒有反映，也沒有發現大賀向親友借錢的跡象。同時，武井清子存有相當數額的零錢，並在大賀受挫於商品市場的同時，清子從銀行的帳戶上取走了與他的損失數額大致相等的錢款。
搜查本部推測，大賀是向清子借錢后無力歸還，走投無路，最後挺而走險，也許是清子逼他擔當起作為胎兒父親的責任。在公司里，據說他的岳父將是下任社長的最佳人選。如果與清子的事敗露，好不容易得到的地位和家庭都會崩潰。
一旦出現具備作案條件的人，北村英次便變得不重要了。不管怎麼說，與高中生相比，精力旺盛、強悍的大賀作為清子的對手更具有現實性，因此，在討論英次這一條線索時還頗感躊躇的偵查員們，毫不猶豫地要求傳詢大賀，並採取了強硬的態度，如果大賀拒絕傳詢，便馬上以此為借口要求下達逮捕令。
大賀否認自己作案。他承認與清子的關係已有兩年，但堅持說自己沒有作案。被鄰居撞見的那天夜裡，據他說是在清子家時，正好北村英次從陽台上墜落，所以他趕緊溜了出來。
但是，偵查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其實在被害人的周圍，他是最可懷疑的人。將北村英次當作嫌疑者，說他僅僅因為噪音而懷有殺人動機，偽裝成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作案，這好像想象力太豐富了。
這時，又出現了對大賀很不利的關鍵性材料。在開出搜查令（搜查令比逮捕令容易開取）對大賀家進行搜查時，從他的抽屜里發現了一本筆記本。那是武井清子的「錢款出納本」。裡面詳細地記錄著向她借錢的人和借錢的數額。
因此，不出所料，搜查本部查明了清子用自己的零錢進行借貸的事實。在那本借貸帳中，大賀的名字列在「大宗借貸人」欄目里。嫌疑一下子都集中在大賀的身上。警方當天就開出逮捕令，將他拘禁起來。
從嫌疑者一下子轉變為作案嫌疑人，調查工作緊張地進行著。這時，大賀供述了一個意外的事實。
據他供述，案發那天晚上12點左右，他去清子家，按門鈴后不見她來開門，便推了推房門，發現房門沒有上鎖。他覺得蹊蹺，因為清子平時非常謹慎。他走進屋內，發現清子已經被殺。
他大吃一驚，想到報警，但走到電話機前時又猶豫了。如果自己是清子被殺的發現者，與她的關係就會敗露。不！不僅僅是關係敗露，也許還會被當作兇手，因為他有著強烈的殺人動機。他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退路。如果走運，也是擺脫清子糾纏獲得自由的絕好機會。幸好他在房間里用手觸摸的地方極少。
於是，大賀帶走了證明與清子關係的物證借貸帳本，將門把手擦乾淨后逃走了。
以上是大賀的供述。搜查本部沒有相信他；但是，大賀矢口否認自己作案。
「你們要為我想想，」大賀訴說道，「我有家庭，說起來也算是有社會地位的人，即使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和地位，但殺人後能逃得了嗎？如果生活提心弔膽，家庭和地位都會變得毫無意義。我自認為是一個精明的人，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殺人這種事情，決不是我這種人乾的。」
大賀的爭辯也有一定的道理。雖然預審員不會被他的話所打動，但假設是大賀作案，還有一個不解之謎，那就是向日葵的種子。大賀家沒有向日葵，也沒有餵養將向日葵種子當作飼料的寵物。從前後狀況判斷，毫無疑問，那顆種子是在作案的時間裡帶進現場的。警方對記錄在清子的借貸帳本里的人都進行調查，但沒有發現與向日葵種子有關的人。
到底是什麼人帶來的？雖說充其量只是一顆向日葵的種子，一般不會引起注意，但就是這麼一顆種子，正是留在作案現場的兇手的遺留物。
預審員對大賀的供詞深感懷疑，但無法對向日葵種子作出解釋。正在這時，發生了一起令警方大出意外的事件，徹底推翻了警方以前的偵破思路。
四北村英次之死
那幢公寓是五層樓房，樓頂上沒有水塔，其他面積是用於孩子們玩和晾晒衣服的公共場地。最近由於颱風，樓頂上有一段欄杆壞了，還沒有修復，所以孩子們被禁止上樓頂。
9月初的一天夜裡10點左右，從樓頂上毀壞的欄杆處，一個物體驚叫著落下。因為時間還比較早，所以有幾個目擊者。他們朝著物體落下的地方跑去。
眼前是北村英次那慘不忍睹的墜死屍體。這次落在公寓門前的石地上，所以當場死亡。即使落在鬆軟的綠化地帶，從那樣的高度落下，也是無藥可救的。
急救車來了，但白跑了一趟，急救車的任務不是運送屍體。警察遲一步趕到。因為北村英次是墜死，所以警察立即緊張起來，認為這與鋼琴老師之死有關聯。
事件看起來像是事故造成的。英次因有事到樓頂上去，失足從壞欄杆處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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