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電話，她就問我：「是不是你有事，要取消周五的約會了？」
「沒有。」我告訴她，「我又了解到了一些關於包貢的情況。」接著我把阿洛告訴我的事原原本本地轉告給了她。
阮凱笑了——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她沒感到震驚，甚至也不覺得奇怪：「贗品？可憐的包貢，怎麼會這樣呢？包貢能夠辨明真偽的。」
「你確信他能的？」
「當然。」
「那麼，為什麼他明知是假貨，還要帶出來呢？」
「我暫時只能想到一種可能，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嗎？一個男孩每天用自行車推著一袋麵粉過境。疑心的衛兵每天都要檢查那個口袋，然而每天發現的都是麵粉。衛兵怕被那個小孩子愚弄，天天檢查。可是那孩子卻一天天富有起來，因為他每天過邊境回家的時候都穿著新衣服、好衣服。這樣日復一日，小男孩也一天比一天富有。但是衛兵還是什麼也沒有發現，你知道那孩子倒賣什麼嗎？」
「自行車。」我回答，「可是包貢在倒賣什麼呢？」
她又一次笑了：「這正是問題所在，不是嗎？他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可賣。」
我們道了別後，我打了個電話給吉多。
「太酷了！」當我告訴他包貢運的全是假貨后，他嘆道，「還有什麼別的消息？」
「暫時就這些了。」
「我在這兒等著，瑪吉。」他說，「你需要我的時候，我一直會在這兒。」
我告訴他我也愛他，然後掛了電話。
從書架上的一堆錄像帶中，我找出了一盤錄著很久以前我和阮凱的一次談話的帶子。那時候，我在錄製一部描寫移民經歷的短片。現在，我突然明白了那次對話中阮凱說的一段話。
那次談話時，阮凱告訴我她是在如何的慌亂之中離開了越南。如果當時她有時間思考，如果她知道以後的幾十年將無法回去，她會像她的堂兄霍尼-阮氏一樣留下來，去面對接下來的一切。我告訴她霍尼的結果是接受十幾年的勞動改造。阮凱坐在她幽雅舒適的房間中，目光越過景色優美的後院，若有所思他說，世界上有很多把人囚禁起來的方法。
阮凱說她渴望回家，但又怕她的名字沒有從黑名單上消失。
「她是你的朋友，嗯？那個現在名聲被吵得沸沸揚揚的人。」麥克的聲音嚇了我一跳。他正斜靠在門柜上盯著電視屏幕，茄克衫還搭在肩上，手裡拿著一摞沒分好的信件。「我見過她嗎？」
「是的，見過。」我往旁邊挪了挪，給他空出個位子來。「我沒想到你能這麼早回來，你等的那個殺人犯的母親不會沒來吧？」
「不，她來了。」
「你幫我問了我可以和她的女兒面談一次嗎？」
「說好了。」他遞給我一張登記表，「你可以給她打電話，定個時間。」
「今晚我能到少管所里去和她談談嗎？也許這對她是件好事呢，她一定快被嚇死了。」
他用帶著疑惑甚至是懊惱的目光看著我：「今晚？那孩子回家去了。」
「她居然像個沒事人那樣，回家香香甜甜地睡覺去了？」
「說對了。」麥克在我身邊坐下來，茄克衫和信件放在大腿上，頭則疲憊地靠在我肩上。我把聲音關了，但是讓錄像帶繼續播放。「這麼說，那女孩是清白的了？」
「她自己是這麼說的，當時有七個孩子在那房子里虐待佩德羅。據這孩子說，都是其他六個人乾的——那長達九個小時的折磨。他們打他，用火燒他，在他的胸前和背後刻他們的名字，往他嗓子里灌漂白劑。她說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她一直在另一間屋子裡看電視，照顧她的小嬰兒。她承認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她說，除了從廚房裡拿了一把熱鏟子燙了佩羅德一下以外，她什麼也沒做。」
「你相信她？」
「當然不，但她答應供出其他六個，所以我們放她走了。」
「她當時沒有阻止其他六人，也沒有跑出去求救，不是也應該負有責任的嗎？」
「如果她不說，我們就沒有足夠的證據破案，那麼其他六人全部會逍遙法外。她不是開槍的人，所以暫時放她一馬。她很快會再回來的。」他翻開電話簿，「不管怎樣，如果我指控她，她的小孩兒就得準備被人收養了。」
「那個女孩的母親怎麼說？」
「那位母親？」他諷刺地笑了笑，「沒說什麼，她對當時發生在家裡的事情很厭煩，但這不足以令她承擔責任。她說那天她下班回家，看見佩德羅手腳被捆著放在一間卧室里。她告訴女兒的朋友們說，她要到街上去打一會兒牌，最好在她回來之前把家裡收拾乾淨，否則她就報警。那時佩德羅還活著。那群孩子不知道拿他怎樣才好。於是，他們把他塞進洗衣袋，扔上雜貨車，沿街把他推到了一個校園裡，開了三槍把他打死。」
「天哪！麥克，他們為什麼這麼干？」
「好讓他永遠也無法認出他們來。」
「這我知道。可是到底為什麼？佩德羅沒對他們做什麼啊！」
「他完全是他們從公園裡弄來的一個陌生人。他的過錯是讓那幫小畜生們看見了他的陽具。」
麥克瀏覽著電話簿：「怎麼跟你說呢？這座城市整個都不對勁了。我管那麼多幹嘛？五月份之後，我就找個地方躲起來，對這座可怕的城市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不介入。」
他沖著屏幕上的阮凱點了點頭，問道：「我在哪兒見過她？」
「你見過她和她的丈夫——薩姆。聖誕節前後，我們在他們的飯店裡吃過飯，記起來了嗎？那個盛大的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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