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有宴會吧？」奧立佛太太問。
她又說：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沒有在寫作，偏偏還要問我『現在有沒有在寫作？』又說他們喜歡我的書，這話當然很討人喜歡，問題是我從來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要是我說：『我很高興。』聽起來就像『很高興認識你』一樣陳腔濫調。嗯，事實當然沒錯。你想他們不會要我到『粉紅馬』去喝點東西吧？」
「『粉紅馬』？」
「是啊，白馬，我是指酒店。我對酒店實在很沒辦法，我可以勉強喝點啤酒，可是會覺得很難過。」
「你說的『白馬』到底是指什麼？」
「有一家叫『白馬』的酒店，對不對？或者是『粉紅馬』，不過也許是在別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亂想。我有時候真會亂想。」
「鸚鵡怎麼了？」我問。
「鸚鵡？」奧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還有蟋蟀。」
「說真的，」奧立佛太太威嚴地說：「我看一定是弄昏頭了。」
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我還在想這二度聽到的「白馬」時，電話又響了。
這回是索馬斯·懷特律師，他告訴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遺矚中，准許我從她的藏畫中挑選三幅。
「當然，沒什麼特別值錢的名畫，」索馬斯·懷特先生用十分憂鬱的聲音說：「不過據我所知，你曾經表示過欣賞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畫。」
「她有幾張很好的印度風景水彩畫，」我說：「我想你一定寫信通知過我，可惜我忘了這回事。」
「不錯，」索馬斯·懷特先生說：「可是遺囑各條款已經開始實施，執行委員也在安排出售她在倫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愛拉斯米爾廣場來一趟——」
「我現在就來。」我說。
看來，這不是個適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選出的三幅水彩畫夾在腋下，離開愛拉斯米爾廣場四十九號，幾乎立刻撞上一個正要進門的人。我們彼此道歉之後，我正要叫計程車，忽然想起什麼，馬上轉身問對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嗎？」
「是啊——你——對了——你是馬克·伊斯特布魯克！」
以往念牛津大學的時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們到現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沒有見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來。」柯立根說：
「我經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歡看。」
「你最近怎麼樣？是不是真像你所希望的從事研究工作？」
柯立根嘆口氣。
「很難，太花錢了——除非能找到一個聽話的百萬富翁，或者意見不多的基金會。」
「肝蛭，對不對？」
「你的記性真好！不，我已經放棄肝蛭了，我目前最有興趣的是一種跟脾臟有關的腺體，你一定沒聽過。表面上看來，好像一點作用都沒有！」
他的口氣帶著科學家的研究熱忱。
「那還研究它做什麼？」
「喔，」柯立根有點歉然地說：「我認為這種腺體會影響人的行為。粗淺點說，就跟你車子煞車的時候少不了一種液體一樣。沒有那種液體，煞車就不靈光。人體也一樣，要是這種腺體分泌不夠，就可能——我只是說『可能』——使人犯罪。」
我吹了聲口哨。
「那麼『原罪』的理論怎麼辦呢？」
「是啊，」柯立根說：「牧師不會歡迎我的理論，對不對？老實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對這種理論有興趣，真是不幸。所以我現在還在警方擔任法醫。也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少犯罪型態。不說了，免得你不耐煩——一起吃午飯怎麼樣？」
「可以啊！可是你不是要去那兒嗎？」我朝柯立根身後的屋子點點頭。
「也不是，」柯立根說：「我只是想法碰碰運氣。」
「那裡只有一名管理員，沒別的人了。」
「我想也是，不過我希望能知道一點已故的海吉斯—杜博女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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