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研究起牆上的那些獎狀來。有一張是美國紅十字會為表彰她發動獻血活動而頒發的；另一張是一家地方醫院頒發的，表彰她精心照料重病兒童的事迹；另一張是掃盲組織發的教師證書。我不禁納悶：這個女人怎麼會有時間去干這麼多事情？除了本職工作，她還經常自願報名值勤，還有時間過私生活嗎？而軍隊的規矩又是那麼嚴格……難道這位美貌出眾的女人竟然沒有自己的私生活嗎？還是我對她的認識完全錯了？
辛西婭大聲對我說：「瞧，她的通訊錄。」她把通訊錄放進自己的手提包里，然後走過去打開了錄音電話機。
只聽一個聲音說：「喂，我是福勒上校。將軍讓我轉告你，今天早晨下班後到他那兒吃早飯。」上校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生硬。他接著說：「坎貝爾夫人給你準備了早點。你現在可能正在休息。起床后請你給將軍或夫人打個電話。」電話掛斷了。
我說：「可能她是自殺的。但如果我是她，我就會自殺。」
辛西婭說：「做將軍的女兒當然不容易。可是這位福勒上校又是什麼人呢？」
「我想他可能是將軍的副官吧。」我問辛西婭：「你聽了這段錄音有什麼感想？」
「官腔十足。從他說話的語氣看，他和安-坎貝爾很熟，但絲毫沒有熱情。好像給上司的女兒打電話只是為了完成一項任務。因為他的級別比安高，可安又是他上司的女兒。你覺得呢？」
我想了想，說：「聽起來好像是故意編造的。」
「哦……你是說這像是為了掩蓋什麼而打的電話？」
我又把錄音放了一遍，仔細聽了一會兒。我說：「可能是我想象力太豐富了點。」
「也可能不是。」
我拿起電話來，撥通了憲兵司令的辦公室，找到了肯特上校，向他彙報：「我們現在還在被害人家裡，你通知將軍了嗎？」
「沒……還沒有……我還在等牧師……」
「比爾，這件事不出幾小時就會傳遍整個基地。你馬上通知被害人家屬。不要用信件或電報。」
「保羅，你看，我已經準備好了專車，而且跟牧師通了電話，他現在正在路上呢——」
「很好。你把她的辦公室搬出來了嗎？」
「搬了，我把她的東西都放在喬丹機場的一個飛機庫里了。」
「很好。聽著，現在你要派幾輛卡車，再派一個排的憲兵。這些憲兵必須是能吃苦耐勞而且能守口如瓶的人。讓他們把安-坎貝爾的住房清理出來，我是說清理出所有的東西，上校。傢具、地毯、電燈泡、馬桶坐圈、冰箱，還有食品。現場進行拍照，然後把所有東西都運到那個飛機庫去，按照原來的樣子放好。行嗎？」
「你瘋了嗎？」
「是瘋了。一定要讓憲兵戴上手套。請法醫取下他們的指紋。」
「你究竟為什麼要搬走整個房子的東西？」
「比爾，我們在此地沒有司法權，而我又不相信米德蘭的警察會做出什麼好事。所以當他們來的時候，唯一可以沒收的東西就剩牆紙了。在這一點上請你務必相信我。犯罪現場需要軍事保護。這完全是合法的。」
「不，這不合法。」
「我們只能按我的意見來處理這件事，否則我就不幹了，上校。」
電話里出現了一陣沉默，隨後我聽到他咕噥了一句，好像是說：「好吧。」
「再派一個軍官到城裡的電話公司，把安-坎貝爾的電話接到基地去，就是說在那個飛機庫里給她開一個線路。把她的錄音電話機插上，放上磁帶。不要把那盤舊磁帶扔了，因為那上面有電話錄音，在上面寫上『證據』字樣。」
「這件事已經成了全州的頭版頭條新聞了，誰還會給她打電話呢？」
「你怎麼知道？法醫到那兒了嗎？」
「他們已經到了現場。屍體也在現場。」
「聖-約翰和羅賓斯呢？」
「還在睡覺。我把他們安排在兩個單間里了，沒有上鎖。你想讓我對他們宣布他們的權利嗎？」
「不用了，他們不是嫌疑犯。但是在我沒和他們談話之前，你把他們當成目擊者就行了。」
「士兵是有一定權利的。」肯特告訴我說，「聖-約翰是有家室的人，羅賓斯的上司以為她擅離職守了呢。」
「那就替他們打電話解釋一下。但是他們倆是不能與其他人接觸的。安-坎貝爾的病歷和檔案怎麼樣了？」
「都在這兒了。」
「我們還有什麼沒想到的，比爾？」
「有的，我們忘了憲法。」
「別小題大做。」
「你知道，保羅，現在和我打交道的是亞德利局長，而你們來去自由。目前我和亞德利相處得還可以，因為考慮到有好多問題——」
「我說過責任由我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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