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科里莎，」凱思琳·沙倫伯格停了下來，靠在一個化妝品櫃檯上。
她們兩人來休斯頓西面的購物中心買服裝，準備參加學校的舞會。她們已買好衣服，科里莎急著要回家去。
凱思琳突然感到頭暈，整個房子在眼前打轉。幸好她一靠在櫃檯上，這種天昏地轉的感覺就消失了。她接著又因為噁心而打顫，但是很快也過去了。
「你沒事吧？」科里莎問。她們都是初中生。
「我不知道，」凱思琳說。過去幾天中一會兒發一會兒好的頭痛又來了。
頭痛把她從睡夢中驚醒，但是她沒告訴父母親，因為她擔心這可能是上周末吸大麻煙引起的。
「你臉色像死人一樣白，」科里莎說。「也許我們不該吃那種奶糖。」「噢，天哪！」凱思琳低聲說。「那邊有個男人在聽我們說話。他打算在停車場綁架我們。」利里莎急忙轉過身去，心中暗暗擔心那個可怕的男人正虎視眈眈盯著她們。可是她看到的只是幾個毫無惡意的女顧客，大多在選購化妝品。一個男人的影子也沒有。
「你說的是什麼男人？」她問。
凱思琳眼睛一眨也不眨，木然地看著前面。「那個男人就在大衣櫃檯旁邊。」她用左手指著前方。
科里莎沿著凱思琳手指的方向看去，終於在50碼以外看到一個男人。他站在一個正在仔細翻尋商品的婦女身後，臉都沒朝她們的方向轉。
科里莎被搞糊塗了，回過頭去看她的最好朋友。「他說我們不準離開商店，」凱思琳說。
「你在說些什麼？」科里莎詢問她。「我是說你把我嚇住了。」「我們得離開這裡，」凱思琳警告說。她突然一轉身，朝相反方向跑去。
科里莎加快了腳步才追上她。她一把抓住凱思琳的手臂，用力一拉，讓她轉過身來。
「你出了什麼事？」科里莎問。
凱思琳滿臉驚恐。「現在人更多啦，」她急匆匆地說。「他們正從自動摟梯上下來，他們也說要綁架我們。」科里莎回頭一看，是有幾個男人從自動樓梯上下來。但是離開這麼遠，科里莎甚至看不清他們的臉，更不用說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凱思琳一聲尖叫，科里莎感到像遭電擊一樣。科里莎猛地轉身，看到凱思琳即將倒下去。她趕緊伸手去拉她一把。誰知兩人同時失去平衡，一起摔倒在地上。
科里莎還沒脫出身來，凱思琳開始抽搐起來，躺在大理石板地上的她，胸部起伏，直喘粗氣。
周圍的顧客把科里莎從地上拉起來。剛才在旁邊一個化妝品櫃檯上選購商品的兩個女顧客在照料凱思琳。她們不讓凱思琳用頭撞地板，還設法把手帕塞進她的牙齒間。凱思琳已把舌頭咬破，血水從嘴唇里流出。
「噢，天哪，噢，天哪！」科里莎不住地驚叫。
「她叫什麼名字？」在照料凱思琳的一個女顧客問。
「凱思琳·沙倫伯格，」科里莎說。「她父親特德·沙倫伯格，就是殼牌石油公司總裁，」她補充說，似乎她的家庭背景對她的朋友有利。
「最好馬上叫救護車，」那女人說。「這女孩的發作必須立即止住。」珍妮特從里茨咖啡館向窗外望去時，天色已暗下來。外面紐伯里大街上人們朝各自方向在急急趕路，不約而同地用手拉緊大衣翻領或頭上的帽子。
「我真不知道你看中他什麼，」伊夫林·里爾登說。「你第一次帶他到我們家來時，我就告訴你他不合適。」「他在同時攻讀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和醫學博士，」
珍妮特提醒她媽媽。
「這並不能原諒他的不懂禮貌和缺乏風度，」伊夫林說。
珍妮特朝母親看了一眼。她身材頎長、苗條，五官端正。人們一眼就能認出伊夫林和珍妮特是母女倆。
「肖恩為自己的家世感到自豪，」珍妮特說。「他為自己出身於工人家庭感到高興。」「這並沒有什麼錯，」伊夫林說。「問題是不能同流合污。這男孩不懂禮貌。你看他那長頭髮……」「他感到固守傳統令人窒息，」珍妮特說。平時她就覺得充當肖恩的辯護士日子並不好過。現在在同他爭吵以後還要為他辯解，更覺得難受。她希望從母親那裡得到的是忠告，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責怪。
「又是老一套，」伊夫林說。「如果他打算做個開業醫生，也許還有希望。可是什麼分子生物學，我實在不懂。他現在在研究什麼？」「致癌基因，」珍妮特說。
她怎麼會想到去向母親求助。
「再給我解釋一遍，」伊夫林說。
珍妮特給自己加了點茶。母親真會出難題，要她來介紹肖恩的研究無異於盲人騎瞎馬。但是她還是儘力而為，作了解釋。
伊夫林聽后說：「這種研究可能很有價值，但是不能作為養家糊口的職業。」
「先不要把話說死，」珍妮特說。「肖恩在攻讀碩士學位時，同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兩個同學一起開了一家生產單細胞抗體的公司，他們把它叫作免疫治療有限公司，一年前才賣給人家。」「這倒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伊夫林說。「肖恩賺了大錢了嗎？」「他們三人都賺了錢，」珍妮特說。「但是他們都同意再投資一家新公司。我眼下只能說到這程度。他要我發誓保密的。」「向你媽媽保密？」伊夫林立即責問她。「聽上去還很有戲劇性的。但是你知道你爸爸不會同意。他一向認為人們不該用自己的資本去開設新企業。」珍妮特失望地嘆了口氣。「你越說越遠了，」她說。「我原來想聽聽你對我去佛羅里達有什麼想法。肖恩要去那裡兩個月。他在那裡全部時間搞研究。而在這兒波士頓，他不僅要搞研究，還要完成學校作業。我想也許在那裡我們有更好的機會交換意見，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那麼你在紀念醫院的這份職業怎麼辦？」伊夫林問。
「我可以請假，」珍妮特說。「並且我肯定可以在那裡找到工作。干護士這一行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職業。」「可是，我並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伊夫林說。
「為什麼？」「追這樣的男孩不值得，」伊夫林說。「尤其是你知道你爸爸和我對他的看法后。他絕對不配我們這種家庭。特別是聽到他對艾伯特叔叔說那種話后，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再請他來共進晚餐。」「是艾伯特叔叔拿他頭髮開玩笑的，」珍妮特說。「他在挑戰面前是決不退縮的。」「這並不能成為對長輩無禮的借口。」
「我們都知道艾伯特叔叔是戴假髮的，」珍妮特說。
「我們即使知道也不會說的，」伊夫林說。「況且是當著眾人的面稱它為遮禿的假髮，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珍妮特呷了一口茶，朝窗外望去。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艾伯特叔叔戴假髮，這是事實。從來沒有人把這件事作為話題，這也是事實。珍妮特的家中有許多不成文的清規戒律，她就是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這個家庭不允許發表個人意見，更不允許孩子有自己的意見。言談舉止被認為是最最重要的。
「去年帶你去看馬球比賽的那個小夥子看上去很可愛，你為什麼不同他談朋友？」伊夫林建議道。
「那是個蠢傢伙，」珍妮特說。
「珍妮特！」她母親厲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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