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太10年前死了。」
「有沒有小孩?」
「沒有。」
「你是他唯一的親戚?」
「是的。」
「喪禮怎麼樣,由什麼人主辦?」
「葬禮在明天,我讓葬禮在這裡舉行。我在星期一晚上才接到電報通知說他死了,我本人出城去了,所以電報未能及時到手,你為什麼會問到葬禮呢?有差別嗎?」
「喪禮不關我事,你找我幹什麼?」
「是的,是的。我就要說到了,我說過我堂兄有點怪。」
「是的。」
「許多怪概念中的一招是,他對今日社會已經建立好的經濟制度並不投信任票。」
白莎的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老天!」她說:「這有什麼怪,這樣才是有理智。」
梅克理把雙手向頂住的指尖壓下去,手指的底部也互相碰到了一起去。「怪也好,理智也好,柯太太,我的堂兄經常身邊帶著大量的一筆現鈔,我們說得仔細一點,他身上的皮夾,經常裝著大量的一筆現鈔的。這是事實,我還有一封他給我的信可以證實這一點。他認為緊急需要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再說,在星期二,他又在銀行中提出了外加的5千元,他準備星期五參加一個絕版書籍的拍賣會。」
「又怎麼樣?」
「我來這裡接管的時候,他們把他死的時候身上的遺物交給我——衣服,袋裡的零星東西,手錶、名片匣-一另外就是他的皮夾。」
「皮夾怎麼樣?」白莎雙眼發光,急呼呼地問。
「皮夾里,」梅克理說:「有1張100元的鈔票,2張20元的鈔票,和3張1元的鈔票——沒有別的了。」
「喔,喔!」柯白莎發表了她的意見。
「你現在知道我在煩惱什麼了。」
「你說什麼了沒有?」
「這種事,自己沒有確實證據前是不能亂開口的。」
「所以你要等有了證據再開口,是嗎?」
「那倒也不一定。」
「怎麼會?」
「戴小姐呀,你知道的。」
「戴小姐又如何?」
「她知道他身邊帶著的這筆錢。」
「怎麼會?」白莎問。
「戴小姐是他的秘書,已經有1年的時間。她記得他請她聽寫過一封信,信里說他隨時在身上會帶5000元現鈔。我提醒她之後,她很快就記起來了。」
「信在哪裡?」白莎問。
「信是給我的,我留在佛蒙特——一我希望它仍在,重要信件我從不拋掉的。」
「堂兄給你的信也算是重要信件?」
「老實說,是的。」
「為什麼?」
「他是我活著的唯一親戚。我認為他是近親,我很喜歡他。你知道家屬式微到只剩兩個人是怎樣的。」梅克理自指尖上面望向她說。
「尤其兩個中有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白莎酸酸地加上一句。
梅克理什麼也沒有說。
「上次見他什麼時候?」白莎問。
「相當久了——4、5年。」
「說得很好,但是實際上聯絡不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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