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克常常聽到他的黑道兄弟在小心翼翼的耳語中說起這個卡邁爾。他有許多名字，許多相貌和許多種語言，一個出手快速、來無影去無蹤的刺客，一個四海為家、無跡可尋的登峰造極的殺手。他們在夜幕下向北疾馳，盧克低低地仰靠在車座上，草帽的寬檐快要遮住鼻子，手腕在方向盤上蠕動，他想起聽到過的關於他身邊這位乘客的令人拍案驚奇的恐怖傑作。1990年17名以色列士兵被伏擊已經算在卡邁爾的帳上。在1985年的一件汽車炸彈謀殺案中，一位巨富的德國銀行家全家遇害，卡邁爾是唯一的嫌疑人，傳聞那一次行動的收費為三百萬現鈔。大多數內行人士都相信1981年謀刺羅馬教皇的行動是他主謀的。不過，話得說回來，幾乎每一件偵破不了的恐怖襲擊和暗殺事件都歸罪於卡邁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沒有人確實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盧克覺得激動。卡邁爾行將在美國大地上有所行動。盧克不知道目標是誰，但是噴洒鮮血的人不會是尋常之輩。
拂曉時分，被偷的農場貨車停靠在喬治城31街和M街的路口。卡邁爾抓起他的運動包，口也不開一聲，便跳上了人行道。他向東走過幾個街口，來到四季旅館，在大廳里買了一份《華盛頓郵報》，若無其事地乘電梯上到七樓。7點15分，他準時輕叩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門。「是誰？」門內有人問道，聲音透出惶恐不安。
「我找斯內勒先生，」卡邁爾說道，口音是無懈可擊的全國通用的美國話，同時用拇指摁住了門上的窺視孔。
「斯內勒先生？」
「是的，埃德溫-F-斯內勒。」
門把手沒有轉動，也沒有響，門也不開。幾秒鐘后，門底下塞出來一個白信封。卡邁爾把它拾起。「行啦，」他說得夠響的，好讓斯內勒聽得見。
「隔壁房間，」斯內勒說道，「我等你的電話。」他說話像是美國人。他跟盧克不同，從未見到過卡邁爾，說真的，也不想見到他。盧克已經見到過他兩次了，算他運氣好，居然還活著。
卡邁爾的房間有兩張床，靠窗口一張小桌。窗帘拉得緊緊的，透不進一絲陽光。他把運動包放在一張床上，緊挨著兩個厚實的公文包。他走到窗口向外窺視一下，然後走向電話。
「是我，」他告訴斯內勒，「告訴我車子。」
「車停在街上。純白的福特，康涅狄格州的車號牌。鑰匙在桌上。」斯內勒說得很慢。
「偷來的嗎？」
「當然，不過消過毒了。它是清清白白的。」
「我把它留在杜勒斯機場，午夜過後不久。我要求把它毀掉，行嗎？」十足地道的英語。
「我接受的命令就是這樣。是的。」斯內勒既恭敬又幹練。
「這一點非常重要，知道嗎？我想把槍留在車上。槍都會留下子彈，汽車都會有人看見，因此把汽車和車上的一切都毀滅乾淨，這是非常重要的。懂嗎？」
「給我的命令就是這些，」斯內勒重複一遍。他不欣賞這一套說教。他不是頭一回干這種殺人把戲。
卡邁爾坐在床沿。「400萬已在一星期前收到，晚了一天，我得告訴你。我現在已經到了首都，我要求拿到另外300萬。」
「中午以前匯到。這是協議好的。」
「是的，不過我怕協議靠不住。你們已經遲付一天了，還記得吧？」
這使斯內勒覺得惱火，既然殺手是在隔壁房間，而且不見得馬上就會跑到門外，他也不妨露出一點不快。「那是銀行的失誤，不是我們。」
這使卡邁爾覺得惱火。「好得很。我要你們和你們的銀行把另外300萬電匯到蘇黎世的帳戶，紐約的銀行一開門就匯出。從現在起還有兩個鐘頭。我會查問的。」
「OK。」
「OK，事情幹完之後我也不想出什麼問題。再過24小時我就在巴黎了，我從那兒直接去蘇黎世。我要求在我到達的時候整筆款子就已在那兒等我。」
「款子準定不誤，只要把事情辦成。」
卡邁爾笑了一下。「今天半夜，斯內勒先生，事情準定干成。也就是說，只要你提供的情況準確無誤。」
「到現在為止，情況都是準確無誤。今天不見得會有什麼變化。我們的人今天上街。你所要求的一切都裝在兩隻公文包里，地圖、時間表、工具，以及其他物品。」
卡邁爾扭頭看了一眼身後的公文包。他舉起右手揉了揉眼睛。「我需要睡一覺，」他對電話咕噥，「我有20小時沒睡覺了。」
斯內勒想不出什麼話好說。反正有的是時間，如果卡邁爾想要睡覺，他當然可以睡上一覺。他們要付給他1000萬。
「你不要吃點什麼嗎？」斯內勒問得有點尷尬。
「不要。過三個小時給我電話，10點半整。」他把聽筒放回電話上，便在床上倒下。
秋季開庭的第二天，街道上清凈而安靜。法官們一整天都在法庭上聆聽一個個律師辯論那些複雜而又十分沉悶的案件。羅森堡多半時間都睡著了。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檢察長發言時他醒來片刻，檢察長辯論說某些判處死刑的囚犯應該接受藥物使其神志清醒，然後接受死刑注射。如果他的精神有病，怎能將他處決？羅森堡難以置信地質疑。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檢察長說，他的病症可以用藥物控制，因此，只消先給他一針使他清醒，便可以再打一針把他送終。這樣做非常乾淨利落，完全符合憲法。羅森堡發出了聲討，可惜為時很短，便接不上氣了。他的小小輪椅，比起他的同僚們的皮製的座位來，是過於低矮了。他顯得相當渺小。想當年，他也曾經是一頭猛虎，一個窮追猛打、令人喪膽的審案人，哪怕是最能言善辯的律師也被他駁得無計可施。無奈今非昔比。他先是口齒不清，繼而便無言了。檢察長對他譏笑了幾句，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當天最後一場口頭辯論的案子，是關於弗吉尼亞州的一件停止種族隔離的乏味案子，這時羅森堡發出鼾聲。院長魯尼恩從法官席上向下張望，羅森堡的高級助手賈森-克蘭當即領會他的意思。他輕輕地把輪椅向後倒退，拖離法官席，然後推出法庭。他快步推著輪椅穿過後面的走廊。
大法官在辦公室里清醒過來，吞下了藥丸，便告知助手他要回家。克蘭通知了聯邦調查局，過了一會兒羅森堡便被推進了停在地下停車場的小貨車的後車門。兩名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在一旁看守，一名男護士弗雷德里克把輪椅拴牢在固定位置，最高法院的警衛官弗格森坐到貨車的方向盤后。大法官不許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走近他的身邊。他們可以自己開車跟隨他，他們也可以在他市內住宅外面的街上守候，他們能夠接近他到這個距離就算是造化了。他連警察都信不過，不用說，也信不過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他不需要保護。
車子開到喬治城的沃爾塔街，便慢了下來，倒進一條短車道。弗雷德里克護士和弗格森警衛官把他輕輕推進屋去。兩名探員則坐在停在街上的道奇牌亞里斯型政府公車裡守候。市內住宅屋前的草地不大，他們的車子距離前門不過數英尺。此刻差不多是下午4點。
數分鐘后，弗格森照規定退出，去跟探員說話。經過多次爭論，羅森堡於一周前默認了准許弗格森每天下午到達他家后檢查一遍樓上樓下的每一個房間。然後弗格森就必須離開，但是到晚上10點整可以回來，坐在後門外面，直到早晨6點整。只有弗格森一個人可以執行這一任務，他對加班的工作已經覺得不勝勞累。
「平安無事，」他對探員說。「我想晚上10點鐘再來。」
「他還活著嗎？」一個探員問道。例行公事的問話。
「恐怕還活著。」弗格森朝貨車走去，神情疲乏。
弗雷德里克的面孔滾圓，體質虛弱，不過照料他的這個病人並不需要力氣。他把枕頭稍加擺弄，便把病人從輪椅上舉起，小心地放在沙發上，病人在沙發上要待上兩個鐘頭，邊打盹兒，邊看有線新聞電視。弗雷德里克給自己夾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又裝了一盆奶油酥餅，便在廚房餐桌上瀏覽一份《國民問詢》周刊。羅森堡大聲嘮了幾句，便用遙控器轉換了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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