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聲，打斷了涅斯捷洛夫的回憶：
「您還有話說嗎？涅斯捷洛夫，上面還等著我呢。」
涅斯捷洛夫難過地笑笑，說道：
「偵查員一次也沒有審問過季娜伊達，和她談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聽到走廊里的可疑腳步聲告訴了工友，還說他在電車站上沒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況。
「近來他們倆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說道，「甚至當我的面也吵。鮑里涅維奇對她提了不少尖銳的意見、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點也不駁斥。一次吵架時季娜伊達對他說：『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為一個兇惡的人。』他說，『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國生物學家。）認為在家兔身上注入瘋犬病毒毒性會加劇，在猴子身上則毒性會減弱。』『您把我比作長尾猴是枉費心機。』她暗藏威脅地說道，『加連②（②加連（約130-200年）古羅馬醫生和自然實驗學家。）在這方面已有建樹，』鮑里涅維奇聲音更高地回答說，『他教導說，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體組織中才能體現。』他倆在門口爭吵著，雖然他倆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當時我沒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學生時，」涅斯捷洛夫繼續回憶道，「鮑里涅維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沒有吭聲。她向一個學生提問，問學生如何解釋腐爛過程。學生回答完，鮑里涅維奇馬上對坐在旁邊的女助教說：『腐爛過程對人來說是非常討厭的，把腐爛變質說成發酵，那對人來說還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處在腐爛過程中，發酵對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時那雄辯的口才說著，我也沒有認真對待。要是真的對周圍事物視而不見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鮑里涅維奇突然來找我，他憂傷地笑著說：
「我真不走運，唉，真不走運，我還沒有這樣難受過。你別，問，問我也不對你說什麼。』『不！』我忍不住說道，『你該和她分手了。她不是個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來想說什麼，但沒有說。」
涅斯捷洛夫的這一番話使帕霍姆對他的坦率表示滿意。他忘了解剖室還在等著他，毫無顧慮地開始談出自己的疑點，沒有忘記說鮑里涅維奇要他幫助換房的事。他還說女助教在原來的單位不知因為什麼還犯過錯誤，並且大膽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後說：
「讓殺人兇手解剖受害者的屍體，這多麼荒唐。她肯定不會有好下場。」
沉默了一會兒，對剛才說的再沒有什麼補充了，他才向門口走去。當他已抓住門把時，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覺得偵查員憐惜季娜伊達嗎？他也不加考慮就讓她解剖。」
帕霍姆考慮起來，這問題他感到惶恐，臉上顯出為難的表情。
「您說的是偵查員嗎？難道他能這樣嗎？」他平常每當考慮問題時總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裡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來回答似地，語調緩慢、一字一句地說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補充道。」偵查員和季娜伊達是好朋友。他經常給她來電話，也常到她家裡去。誰曉得他怎麼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沒有按原來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進了化驗室找普拉斯科維婭，等騰出手來，化驗員才對他點點頭打招呼。握過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體好嗎？」工友沉默了一會兒問道，「聽說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沒有比肝痛和關節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醫生看看呀。」
化驗員表示同意地說，得什麼病也不好，接著又問起他的腿還痛不痛。
「謝謝，普拉斯科維婭，謝謝您給我的藥膏。」他感激地低下頭回答道，「塗上藥膏見效。別的醫生就沒有象您這樣給予幫助。」
對客氣話，回答也是很有禮貌的。
「您可別這樣說，一個化驗員怎麼也不行。可象您這樣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醫生都有辦法，更不說那些大學生了。他們望塵莫及啊！」
帕霍姆對這種誇獎擺擺手，認真地說道：
「化驗員也不都一樣，醫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樸實單純心腸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別人的勞動。受人尊敬的知識傳播者都能向自己謙虛而無私的助手們學到更多的東西。
工友在女化驗員來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認識她，當時她還在結核病實驗室工作。
在喝咖啡時他們談起了鮑里涅維奇。女化驗員談的還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談話的內容。工友仔細聽著。他呷了一口咖啡說道：
「人們對此眾說紛壇。說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覺得無所謂。有的人也許會編上幾句，反正實話不多。」
「是啊，是啊。」她沒有感到這話是說她的，也贊同地說道，「這樣的人也只會這樣干。」
「當然自殺不是好事，」工友堅定地指出，「但誰知道這實際上是怎麼回事。這樣和那樣的事都會發生。」
「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驗員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來對待這一件事，她說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說得非常對，說得好。」他仍然鄭重其事地贊同她的說法，「但在這方面也可能會看錯。」
「在劫難逃。」她象人們在對某人的厄運無從評論時常說的那樣，輕鬆地說道。
「對，就是對嘛，在劫難逃。」他滿意地重複了她的話，「但誰能識破命運呢？突然您的命運也受人擺布呢？可能也沒有患什麼癌症。有些人聽到什麼就到處傳播什麼。鮑里涅維奇沒有對我說得了什麼癌症，他只說他準備去療養。他曾要您給他搞個療養證。」
普拉斯科維亞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著她也把握不大地說：
「您說得對，命運也常常暗中變化。」談起鮑里涅維奇，她嘆了口氣說道，「我己忘了，他曾經向工會申請過療養證，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過，想過，我不同您爭論。」
帕霍姆站起來，同她握手告別時說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裡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對她說，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第七章
七天過去了。鮑里涅維奇的屍體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發表了充滿感情的講話，這篇講話在牆報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復了正常的工作。只有偵查員的電話和通知才使人們想起不久前發生的不幸。
在安葬鮑里涅維奇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這身衣服他只是過節到大皮羅戈大街上散步時才穿。今天這身打扮是要去阿爾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個舊樓房裡，有三個房間。這座樓房一邊對著街心花園，另一邊對著一條僻靜的小衚衕。鄰近兩個房間裹住著人口眾多的鄰居。曾經是很寬敞的住宅現在顯得很擁擠。客廳成了教授的書房。卧室里擺著貴重的日本花瓶。鋼琴沒有固定的地方擺，經常從一個角落移到另一個角落，最後只好擺在飯廳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健康狀況日益惡化，身體越來越虛弱，體重減輕，並在緩慢地衰老。但他從不說自己有病，還說自己健康，只不過需要休息而己。長年患肝病並沒有給他造成不便，肌體組織似乎還比較正常，但老人已是風燭殘年。大夫們感到棘手，請同行協助。而被邀請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會診，都聳聳肩膀，認為是內分泌腺的毛病。但他們沒有詢問病人夜間都在想什麼，哀傷是否使他苦惱，能否及時得到友好的幫助和慰藉。兩年之內教授失去了妻子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子都是在一次火車事故中喪生的。鮑里涅維奇之死徹底破壞了教授的精神狀態。只有這個沒有文憑，職務是工友的「醫生」還沒有失去醫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經常來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並不詢問病情，只是同他進行仔細準備好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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