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那就晚上見了。」她用法語說。
「晚上見。」我跟著她把這句法文說了一遍。她說完便把電話掛了，這使我有點驚訝，又有點鬆了口氣。每次她打來都會講個不停，我經常得想一些借口來結束談話。但是這次卻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間，電話一直是我們用來聯系的熱線。除了她之外，我從來不會和別人講這麼久的電話。這種模式很早就已經開始。在研究所時期，和她聊天總能讓我松弛緊繃的心情；在我女兒凱蒂出生後，無論是喂奶、洗澡或在嬰兒床裏睡覺，都能讓我在電話裏興奮地和戈碧講上幾個小時。有時我們也會分享新發現的好書，討論目前所教的課業、學校裏的教授、學生。我們幾乎無所不談，彼此都把這當成日常嚴肅生活中的一個小小調劑。
最近十年來，這個模式已有一點點改變，最近我們已比較少用電話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離，我們都會為彼此的狀況憂愁或快樂。是戈碧幫助我走過那段酗酒的日子，讓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來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幫助戈碧走過那段情感波折的歲月，讓她無論是在熱戀、吵架或分手時，有一個能夠傾訴的對象。
咖啡煮好後，我把它端到餐廳的玻璃桌上，腦海裏仍不斷出現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覺微笑起來。在學校裏的戈碧、在難過時的戈碧、在惡作劇時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認自己不是美女，因此從不刻意減肥或把膚色曬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來自魁北克托羅斯河畔的戈碧；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全名是戈碧爾蕾·馬庫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時代，我們就已經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類學，而那正是我的專長；我討厭人種學，而那卻是她的最愛。當我們離開西北大學後，我前往北卡羅來納州，而她則回魁北克。那些年來，我們見面的次數不多，全是靠電話維系情感。由於戈碧的緣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麥卡基爾大學獲得客座教授職務。在我開始兼職擔任驗屍工作，並且繼續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工作時，每隔六周便來回兩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結束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教職工作，回到蒙特婁擔任全職工作。我很想念戈碧，並且享受這全新的友誼關系。
答錄機上閃爍的紅燈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還有別人打來過。我把答錄機設定為鈴響四聲後自動錄音，沒想到四聲的鈴響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錄機上的播放鍵，錄音帶自動回轉，然後開始放音。答錄機沉默了一會兒，接著發出嘩一短聲後，便放出戈碧錄了一半的留言。還好，只有一通電話。我把簽錄機倒回最前面，然後換裝出門上班。
法醫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樓內，和司法科學研究所共用第15層樓的辦公室。司法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犯罪行為，和我們一樣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學技術單位。在這棟大樓從4樓以上的3層樓都是一間間像監獄一樣的小房間。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驗的屍體，就全都存放這裏。至於省警局則占用了剩下的八個樓層。
這樣的安排有其好處，相關的部門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驗報告或泥土化驗資料，只要走過幾個回廊和樓梯便可輕易取得。然而，壞處就是大家都離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辦案件的刑警們若需要什麼測試報告，都能馬上到辦公室來找我們。
當我一踏進辦公室，克勞得爾已在那裏等著我了。他帶來一個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輕輕在上面拍打著。
「我拿到牙齒齒模的資料了。」他語帶興奮地說，開始動手拆開信封，樣子就像要揭曉諾貝爾獎的得主。
「我自己來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簽名。「納格元醫生。他在羅斯蒙開業。我本來可以更早來的，但是他的秘書卻笨手笨腳；—拖了我的時間。」
「要喝咖啡嗎？」我問。我雖然沒見過納格元醫生的秘書，但是我相當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勞得爾警官騷擾。
他嘴巴微張，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這時候，馬克·柏格諾從轉角處走來，似乎沒注意到我4們兩個己在這裏，他大步走過一間間辦公室的深黑色房門，然後停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弓著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動作讓我聯想到空手道蹲馬步的招式。他保持這個姿勢，把公事包打開，翻著裏面的物品，而後取出一把鑰匙。
「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驚，猛然把公事包關上，整個人跳了起來。
「高級動作哦。」我說，忍著不笑出來。
「好說。」他看著我和克勞得爾，左手提著公事包，右手則拿著鑰匙。
馬克·柏格諾這個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別，總能讓人一眼便認出來。在他十五六歲的時候，他的脊椎開始前屈，背部微駝。他的頭發微卷，腦袋中央部分的頭發已完全脫落，光滑的頭皮在日光燈照射下閃耀著白光。他的眼鏡永遠是髒今今地，鏡片上還有一點一點的汙漬。他總是眯著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鈔票時卻張大眼睛。這個家夥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專家。
「克勞得爾先生帶來了伊莉莎白的牙齒記錄。」我指著眼前的這位警官說。克勞得爾舉起公文封，證明我所言不虛。
伯格諾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的小眼睛隔著模糊的鏡片，正茫然地望著我們。他看起來就像一枝蒲公英，盡管長得很高，但軀幹卻十分細小，頭上還有根根白毛。我發現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案子。
伯格諾是法醫辦公室所聘雇的兼職顧問，在這裏，每個領域都有特聘的專家，有神經生理學專家、放射線醫學專家、微生物學專家，還有牙醫學專家。他通常一個星期只來辦公室一次，其餘時間都在一間私人診所執業。他上個星期剛好沒來，所以不知道這個案子。
我向他簡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聖米內大教堂附近發現一具屍骨。皮爾·拉蒙斯原本以為是古人的喪葬遺跡，所以叫我去勘驗，結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聽我繼續說下去。
「我發現一具無名屍，是被肢解後棄屍的，命案發生時間可能在好幾個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紀大約20出頭。」
克勞得爾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後又停下來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嚨，表現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伯格諾看了他一眼，然後又望向我。我繼續說下去。
「克勞得爾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來了，個人資料吻合，失蹤的時間也近似。他已經跑去把這個人的牙齒治療記錄調出來了，她的牙齒是羅斯蒙的納格元醫生主治的，你認識這個人嗎？」
伯格諾搖搖頭，伸出他又長又細的手。「很好，」他說：「把資料給我吧，我待會就來比對。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嗎？」
「我請丹尼爾做的，」我說：「應該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開辦公室的門鎖，克勞得爾跟在他後面進去。我從外頭看到他桌上已擺著一個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諾拿起公文封，核對案件編號。我站在那兒，看見克勞得爾在伯格諾的辦公室裏東張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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