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激蕩三十年第激蕩三十年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 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 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咨詢公司。 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 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小有名氣。 1986年，沈太福進京，以30萬元注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注冊。 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環。 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 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 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 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 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借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 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1（沈太福的行為實質上是「地下私募」，當時由於宏觀經濟複蘇，金融管控嚴厲，所以，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活動非常活躍，沈太福顯然不是開出融資利息最高的人。 一個可以參照的集資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華為的任正非要開發萬門數字程控系統而無法從銀行貸到資金，他便遊說全國17個省市的電信局合資3900萬元成立合資公司，他承諾每年的定額投資回報是33％。 相關情節見1997年章。 ）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 而沈太福更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 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國家級科技成果鑒定。 根據報道，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鑒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盡可能給予指導和支持。 」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000萬元，研制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僅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僅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象空間。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 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 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000萬元。 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卷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 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 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催熱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 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 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 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 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 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 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 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 第一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裏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裏。 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麼，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贊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 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 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幹（政府官員）。 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托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扭轉戰局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 1【據王安在25年》一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餘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000萬。 」】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 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 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裏，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 為了制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 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系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 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淨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 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 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 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後，他當即宣布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嘩然。 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 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幹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 他還宣布，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 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著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 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 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二十多個清查組。 曆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 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盡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汙和行賄罪名被起訴。 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汙罪。 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汙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著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汙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汙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汙罪。 他對律師說，「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汙』自己家裏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 」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 法院最終沒有采信這些意見。 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 
11994年，無錫爆發鄧斌集資案。 1938年出生的鄧斌人稱「鄧老太」，原為無錫無線電變壓器廠工人，退休後創辦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 在兩年多裏，她以合作經營絲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膠手套為由，開出60％的利息進行集資，集資總額達32.17億元，涉案官員270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首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 1995年11月，鄧斌以受賄、貪汙、投機倒把、挪用公款、行賄等罪名被判處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 如果說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周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複蘇的態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 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 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 各省的民間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扭轉戰局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 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 」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像華西村吳仁寶狠狠地賺了一筆「南巡財」。 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紊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嚴肅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麼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 
朱基在經濟治理上的強勢風格，在對金融秩序的維護以及對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朱基開始用一種更專業、更具體而微的方式來管理中國經濟。 
朱基於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於國家經濟委員會。 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匯報工作，小腿肚子會打抖。 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六個月。 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朱基將在此後的十年內主導中國的經濟，並成為繼鄧小*平之後，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基到京後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 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 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 朱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 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著一片贊譽聲，朱基回到北京。 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 」朱容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要求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 在此後的半年多裏，朱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 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 困擾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 經此一役，朱基以前所未有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下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怠。 在這種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案便被視為頂風作案而受到了最嚴厲的懲處。 
其次，他頂著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 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經濟學家馬洪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千上百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 到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據，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則讓人不寒而栗。 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 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劉仲藜回憶說，他曾經三次找朱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容基不允許。 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財政體制的弊病，從上海和北京可窺見一斑。 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 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一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 結果，上海實行財政包幹5年，年年財政收入是163億元~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 對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幹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 5年之中，北京每年財政增長從沒有超過4％。 中央政府在這種財政分配體制中表現得非常被動。 鑒於這種現狀，朱基采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1993年7月23日，朱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台。 為了說服各省，朱基在隨後的兩個多月裏，奔波於全國，一一說服，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1劉仲藜在回憶錄中說，為了說服各省，朱基最後勉強同意1994年之後的中央財政返還以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為基數。 而這一協議達成的時候，1993年後4個月的財政數據尚未統計出，從而給了地方政府有意識增加後4個月財政收入，以便1994年後多從中央財政獲得財政返還的空間。 事實正是如此，最終地方政府上報中央的財政收入比1992年猛增將近50。 為了抬高基數，地方有許多高招。 比如，一個企業原來承包了，稅補交已經減免，現在叫他交稅，把基數抬高，交了以後再私下返還。 再比如，把死欠、積欠當基數。 所謂死欠，就是哪個企業已經倒閉了，從來沒有交過稅，現在通過轉賬或者從銀行借款繳稅，這樣把基數抬高。 還有就是「寅吃卯糧」，收過頭稅，把明年的稅在今年收了，把基數抬得很高。 
扭轉戰局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 1994年~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 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後，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 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現象大量存在。 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後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 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劃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 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 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制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志性的政策變化。 從此之後，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它將在2005年達到頂峰，並誘發中國與歐美乃至周邊國家的貿易大戰。 1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日本、韓國和東南亞諸國金融體制的脆弱性暴露無遺。 1997年6月，國際金融狙擊手終於在泰國撕開突破口，災難發生。 
朱基主政的「第三戰」，也是貫穿十餘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 對此，他的思路也與之前有微妙的轉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 這年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 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党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 」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由於效益不佳和老企業萎縮，失業人口的增加已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朱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業力量。 同時，隨著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 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 朱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 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年7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 」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裏，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 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 周叔蓮的觀點得到決策層的贊賞。 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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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