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賣給了誰？是賣給我。她把畫賣給我了。它們至今在我的手上。」
「倘若這些錢不夠花了呢？」
「我同她談過這件事情，」貝紹夫點點頭，「第一，我從她那裡買的那幾幅畫非常值錢。您也許認為，我利用老交情，從卡佳手上廉價購買？才不是呢！我給的是實價，這一點您可以相信。這些錢應該夠她生活許多年。第二，如果錢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遺囑，從遺產中隨便拿出點什麼東西再賣。」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確嗎？」娜斯佳歸結道，「立遺囑時，所有的貴重物品都經專家仔細驗證過，並且確認都是真品？」
「完全正確。」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萬-葉利扎羅維奇，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擔心她會遭到搶劫？」
「這不可能！」貝紹夫肯定地說，「從來沒有。」
「為什麼呢？」
「大概這就是個性使然，」在他們的整個談話過程中，老頭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說，卡佳從來不擔心任何事情。她認為，命中注定的禍福反正擺不脫。其次，我剛才對您說了，她不是特別看重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們的價值，但是在精神上卻感覺不到。因為不是她親手收集的，她沒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財力。當然，她的房門包了鐵皮，這還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鑽石她就從來沒有戴過，她說她不適合戴鑽石。」
現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辦了。拿出阿尼斯科維茨的遺囑請藝術鑒定家把遺囑描述的貴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實物對照比較。同時再次鑒定其真實性。因為小偷如果是經常登門造訪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亂真，偽造某些東西和油畫的贗品。這樣一來就會弄清楚，為什麼彼得-瓦西里耶維奇發現不了有東西失竊。
第一個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貝紹夫本人。他是這裡的常客並且熟悉室內保存的貴重物品。第二個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維茨的前夫，他也經常來訪，也熟知牆上的每一幅畫和首飾盒裡的每一件珠寶。娜斯佳感覺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點，他們就會暴露出來。她最不喜歡這種事情。如果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貴重物品被調換了，那麼關於謀殺理由的說法也就只剩下一個，只需從一大堆嫌疑人中尋找罪犯就行了，這很枯燥。
假如死者確實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說法，而且不止一種，這要有意思得多。
她從來沒有為幾乎不想睡覺吃驚過。從小就是這樣。伊拉是個聽話的孩子，母親一說就安靜地鑽進被窩，不耍小孩脾氣，但這並不等於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靜靜地躺著，然後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到早晨5點鐘左右她的眼睛就會睜開。伊拉這麼早醒來並不覺得疲勞或者沒有睡夠。只是她一直就是這樣。
發生那場不幸的時候，她才14歲。她被送進寄宿學校上學，直到16歲，然後就開始了完全獨立的生活。這種獨立生活的意義在於盡量多地掙錢。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的藥品和食品要花錢，還有伊拉憎恨的母親也要花錢。
立法的混亂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工作。早晨5點鐘她爬起來，跑步去掃人行道或是鏟雪——按季節而定。8點鐘擦附近一幢十六層樓的台階和樓梯。10點半趕到小商品市場去給商販們送水、送熱飯和香煙。下午5點鐘市場關閉后回家，上商店、做飯、收拾屋子，一個星期兩次去醫院看弟弟妹妹，一個月一次去看母親。晚上10點到12點鐘在附近的一個小餐廳擦地板並幹完其他的臟活。她沒問過自己，能這樣堅持多久，她的力氣夠干多少活兒。她就是這樣生活，因為沒有其他的出路。醫生們都說，娜塔莎和奧列奇卡已經無可救藥了，但是小巴甫利克還可以，不過需要一大筆錢，因為必須做好幾次手術，手術費很貴。至於能不能幫幫母親，她甚至連猶豫都沒猶豫過。她早就明白，猶豫是有害的。幾年前她從電視上聽說，一位著名的青年電影演員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錢。電視台向公眾呼籲：幫一把，一個人出一點，能給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員死了。伊拉總共只想過一次，既然那位電影演員和他的朋友們都湊不夠治病的錢，她一個人更不用想湊錢給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這惟一一次就足夠她一勞永逸地下定決心：「沒有什麼可猶豫的，必須做事，必須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鬆，否則永遠沒有結果。」
她完全獨立地說出「瞻前顧後把我們變成膽小鬼，決斷的本色在蒼白思慮的襲擊下黯然淡化……」這句謝克斯皮羅夫式的豪邁格言時只有16歲。
現在她20歲了。她像一挺裝滿子彈不停射擊的自動槍一樣，邁向自己的目標。
起床時還不到5點，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著腳走進廚房燒茶。這套房子里曾經住過她的大家庭：父親、母親、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和她自己。現在只剩下伊拉一個人。從去年起，克服懷疑和恐懼，租出去兩個房間，把第三間最小的留給了自己。謝天謝地，暫時一切都還湊合，當然，儘管鬧過矛盾。不過，伊拉-捷列辛娜會保護自己，兩年的寄宿學校生活教會了她許多事情。
廚房裡臟極了——又是沙米爾領來了客人，也是他沒有隨手收拾乾淨。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間時就警告過沙米爾：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掃，就還是這個價錢；如果要我為您收拾，那價錢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錢，那也不能弄得跟豬圈似的！一個人應不應該講點良心？況且，伊拉幾乎每天都看見廚房裡面亂七八糟，就準備理直氣壯地掙那提高的房錢了。只是對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謙和的大叔，很討人喜歡，不吵不鬧，幾乎從不帶客人進來。即便有客，他們也是靜靜地坐在他的房間里聊天。他甚至連伊拉的餐具都不動，他自己帶有餐具，還自己清洗收拾。總之他是個愛整潔的人，雖然同沙米爾付一樣的房錢，卻從來不用在他的身後收拾打掃。
幸好，今天是沙米爾在這裡住的最後一天。晚上就走，說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結了。下一位房客說來就來，一個星期前，沙米爾領著他來過。伊拉不太喜歡這個小夥子。但是這無關緊要，沙米爾及沙米爾之前的穆薩她也都不喜歡。她照樣生活，傢具完好，也沒有把房間燒了。他們準時付房租，從不要賴。萬一發生公共危險，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臉，伊拉就著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塊黑麵包，套上一條舊訓練長褲和長袖衫，出門去掃街。打開房管處放掃帚、鐵杴和刮鏟的儲藏室門，她發現她的掃帚沒有了。恰好是她的掃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選，用了很長時間，磨光了把，還做了適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掃帚。
「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聲埋怨道，「可惡的母狗，連一把掃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誰幹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摳出來。」
當然，這是遊手好閒的塔尼卡搗亂，對這一點，伊拉毫不懷疑。去她的，沒什麼，她同她會算清賬的。有塔尼卡熱淚長流的時候。連跟她在一起的那個野漢子一道。他們想白撿一套房子，作為管院子的人，卻橫草不拈豎草不拿。他們倆三天來一趟，掃帚動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樣撂著不掃。伊拉請求過把那段路固定給她，給她加一份工資，她可以在早晨4點鐘上班，清掃兩個路段，這比強行派別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議辦，就不得不解僱遊手好閒的塔尼卡，並且把她攆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贊同這個決定。她的姘夫暗中打發自己的那幫狐朋狗友——一群長著無恥嘴臉拿著橡膠棍子的種牛，他們很快便找到環衛部門的上司解釋，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趕出宿舍。上司睜隻眼閉隻眼，放過了塔尼卡。而伊拉麵對他們的彬彬有禮倒沒什麼事，她每次一碰到這個女人，必定當面對她說怎麼看待她。而塔尼卡，這個渾身掛滿金鏈子的30歲的丑姑娘，也以牙還牙，簡而言之，她們幹了一仗。這不，還把掃帚偷走了，這個母狗……
掃完街道，擦完十六層樓梯，伊拉跑回家沖了個澡，換好衣服。同時決定打個電話。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氣說，連跟人說話也是黎明時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維奇回答，「怎麼樣？」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位新房客。」
「俄羅斯人？」
「不是，是沙米爾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來一趟嗎？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讓他們看一看。」
「好的，5點鐘以後，行嗎？」
「行。5點到5點半之間你來電話吧。」
「我會打的。謝謝，弗拉迪克大叔。」
「再見。」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維奇在電話里笑了一下。
伊拉-捷列辛娜曾經是斯塔索夫①的鄰居。當時，斯塔索夫娶了瑪格里特，同她和女兒莉莉亞住在索科爾尼克。離婚之後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革間宿舍。捷列辛家發生不幸時，他們住在同一幢樓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給他打電話，對斯塔索夫用不著多做解釋。他一聽就能明白。
①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維奇的昵稱
伊拉第一次打電話就是為了商量一下。她說，她決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錢，但是又擔心。斯塔索夫是個當了二十年偵查員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發生的種種不愉快來勸阻、嚇唬她。一個19歲的年輕姑娘，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一旦有什麼事情可沒有誰來保護她。但是伊爾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還是不出租房間的建議。她需要的建議是，如何防備這類不快。
按照斯塔索夫的意見，原則上不可能避免這些不快。不過，他還是給她出了幾個主意，照著去做有可能減少危險。當時他建議她事先調查清楚未來房客的情況。伊拉對此有所準備，她同意了，並且如前所說完全照辦了。第一個租房候選人是一個正在被偵查的罪犯，斯塔索夫領著伊拉到彼得羅夫卡給她看了一堆畫冊、照片和判斷意見，兩天後被偵查人被拘留了。自然，還得使這件事情在任何人看來都與一個年輕的掃街女工沒有關係。對下一個候選人，斯塔索夫在經過詳細調查后認為「良好」，為防萬一，再次警告說，這種企圖是危險的。並讓伊拉堅決保證不通知斯塔索夫就不能接收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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