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把眼鏡戴回鼻子尖上，看來沒有放好，想了想覺得眼鏡也沒有多大用處，就把眼鏡放入衣袋裡，好象終於有了結果，高興地笑了起來。如果不是季娜伊達把她的思路引到這方面的話，心地善良的普拉斯科維婭是從來沒有想到學者們經常探討的關於自殺的科學理論在威脅著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生命。現在看來，當女助教準備反對和更正她時，普拉斯科維婭就開始辯護起來。
化驗員站起來，堅定地邁著兩隻小腳在室內來回走著，腳上穿著在兒童鞋店裡買到的鞋。她引證著一個又一個科學論據，說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
「好啦，我讓步。」最後女助教同意道，「看來，您比我對他了解得多。其實也不是您英明，因為整個教研室的人都常到你這兒來，都對您，普拉斯科維婭很信任，您對別人好，對您也就會有好報。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朋友，」她痛苦而意味深長地補充道，「我們，作為他的朋友和助手，是有責任的，不必隱瞞，就讓老同志們的錯誤對年輕人有點益處吧。他們應當知道，我們為不健康的思想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季娜伊達可以毫不懷疑，命運促使來到化驗室的人們都會知道「老同志們的錯誤」，到處也會聽到普拉斯科維婭去說這一錯誤的，她會這樣做的，儘管她對這種作法沒有好感，也反對背後誹謗和謠傳。有時因季娜伊達對她關注和表示友好而受寵若驚的化驗員對她的絕對正確信服，但對她現在的看法也難於提出批評。
沉默了一會兒。化驗員想起了肺部組織，問道：
「您要化驗什麼？」
女助教想了想，這問題好象使她有點措手小及，沒有把握地說道：
「看看是否是惡性的。這塊組織非常可疑。」
「我給您把這塊組織保存好，」化驗員說道，「我這裡的罐子里有不少收藏品。」
往往一個普通的不複雜的概念會具有全新的意義。這要看是否運用在不平常的聽起來不習慣的上下文中，或者是說話的音調引起我們的注意，突然間就產生了不尋常的想法。季娜伊達知道普拉斯科維婭在教研室每次解剖以後有收集帶有某種特點的組織的習慣，二十多年來她保存著她未婚夫的心臟。她的未婚夫在一次車禍中不幸死亡。她說的「收藏品」都保存在密封的罐子里，女助教一時沒有弄懂她說的意思，想了想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焦急說道：
「不，不，不用……毀掉算了。不論是給我還是您自己留著。」女助教對自己說話時那堅決而激動的語氣感到很不安，她控制住自己，補充道，「鮑里涅維奇生前不贊成這樣，他對您保存組織的嗜好也曾批評過。」
雖然普拉斯科維婭已四十五歲了，但也很容易臉紅。每當她感到委屈時就會面紅耳赤。教授曾說過，「她臉紅勝過任何錶白的言詞。這樣的人就象一本病歷，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翻閱。」
「好吧，那我就把它毀掉好了。」她同意道。後來她還是把這塊不尋常的組織保存在自己的收藏品中了。
女助教打算走，她痛苦地笑笑，感謝化驗員的同情，這時化驗員請她等一等。
「我的上帝，我還沒有和您談一件最重要的事呢。今天牆報編委會要開會，您沒有忘了您白己答應的事吧？」
化驗員在抽屜里翻找著什麼東西，但她暗暗發現，女助教由她這一提醒而顯得忐忑不安。
「您看，我給忘了。」季娜伊達說道，「現在不知還需要不需要。」
「怎麼又想打退堂鼓了？」化驗員仍然想著自己的要求，著急地說道，「我一直盼望著您寫的稿子。」
「簡直一點也想不起來了，事兒真多。」女助教淡淡地致歉道。
普拉斯科維婭看到女助教臉上令人同情的表情，嘆了口氣，不悅地說道：
「又得抓別人趕寫稿子了。我想出完這一期后就去療養。您看，我這個工會委員干著多少事啊！簽發病假條、收會費、探望病號、發休養證、還得出牆報。我自己的事也不少：培養標本、染色、冰凍、輔導大學生，這些學生，有的一教就會，而有的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跟上班。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真的一點空閑都沒有嗎？」季娜伊達神秘地微微一笑，笑得化驗員面紅耳赤。
「您盡開玩笑。」化驗員高興得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您承認是不是說笑話。求您別這樣。」
「當然是開玩笑羅。」女助教從白大褂衣袋裡掏出一張疊著的紙放在桌子上，「您要的社論，您看，已寫好了。您可以放心去療養吧，我來替您搞牆報工作，除了工會主席的工作外，我再把您的牆報工作也承擔起來。現在您的時間可就多了，可別象我今天似地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她又對化驗員講起她忘記了帶月票、換錯車的事。最後又說道：「結果本來只坐十五分鐘的車，卻花了近一個鐘頭……」她再沒有說什麼就走了。
所有關於女助教和化驗員接近的猜測都不正確。無聊的觀察和談論從來都是不可靠的。她倆接近既不是化驗員懼怕教授的得力助手，也不是女助教佩服化驗員技術高明，而是某種別的原因。
人們都知道，人與人、強者與弱者、熱情奔放與心平氣和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吸引力。他們都同樣渴望得到同情，並表達這種感情。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象是某個整體的一部分，都因要彌補自身的不足而互相追逐，由此產生出愛情、友誼和義務這些崇高的感情。
普拉斯科維婭在季娜伊達身上找到了命運沒有賜給她的精神支柱。她決定放棄夫妻生活之後，投身於自己的女友。女友的性格完全符合她的要求。
季娜伊達既不需要什麼支柱，也不需要庇護。她可以依靠自己的機敏的頭腦和堅強的神經。對於她這個不怕攻擊的無畏而飽經風霜、富有經驗的女人來說，缺少的只是精神上的眷戀，感到孤獨而已。她可以對這個瘦小女人傾吐一些隱私而不必擔憂。沒有任何別人能夠默默地聽她訴說。這個瘦小女人為了對她表示信任而感激，聽完就會忘掉，決不再提起這些事。三年來的友誼使兩人都互相信任，她倆都堅信她們的友誼牢不可破，兩人都覺得誰也離不開誰。
她倆三年來談過不少事。化驗員經常談起慘死的未婚夫，還談到一些追求她的人，她更樂意談她對構成人類半數的男人的鄙視。
女助教卻相反，她鄙視女人，她發現男人更富有人的尊嚴。有一次，教研室除了她倆外沒有別人，她倆在喝咖啡時，季娜伊達說道：
「我不喜歡我們不幸的姐妹們。她們大都感情用事，缺乏理智，喜好強烈的情感，而且往往在自己和別人的痛苦中尋求安慰。她們對自己的自由和人類的不公平很敏感但很少超越自己口頭上的不滿。女人不善於抽象思維，比如說吧，只是由於喜歡貓啊狗啊，而成為動物學家；只是喜歡花啊草啊，甚至只是喜歡某種花而成為植物學家；有人醉心於拿破崙、沙爾洛特-克洛德①（①沙爾洛特-克洛德（1893-1956年）英國著名影星和電影導演。）或克羅莫維里②（②克羅莫維里（1599-1658年）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家。）才成了歷史學家。男人善於創造，女人則長於幻想；男人掌握邏輯，女人則只靠直覺和內心的信念；男人能揭示論據，女人往往講話不合邏輯。她們缺乏冷靜和判斷的氣質。大多數女人不懂得起碼的知識，經常把尤里-愷撤和克羅莫維里，十字軍東征和特洛伊戰爭；國家杜馬和全俄縉紳會議，巴黎公社和熱月政變③（③熱月政變，1794年7月27日法國資產階級反革命政變，熱月是法國大革命時共和政歷的11月，相當於公曆7月19日至8月18日。）混為一談。女人大多數不喜歡哲學，不關心政治，仇視一切不習慣的新鮮事物。女人的思想超不出家庭範疇。為了家庭她們能忍受任何痛苦，並敢於同不可思議的惡勢力抗衡。」
女助教的這一番表白使普拉斯科維婭產生了不快，她表示決不能苟同。她堅定地表示，一切不幸的根源絕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戰後的境況使女人減少了家庭歡樂的希望。男人們傾向於結成不負責任的婚姻和家庭，姑娘們白白地甘心屈就。她們缺乏分寸的舉動和她們輕浮的外貌一樣並沒有給她們帶來幸福……在普拉斯科維婭痛苦的表白中包含著不滿和對當時沒有追求她和愛上她的男人們的指責。
季娜伊達堅持認為，現代婦女辜負了革命使她們堅強、賦予她們獨立自強的可能性。一直忙忙碌碌、遠離家庭生活的女助教不是一位奔忙於學院、廚房和託兒所的賢妻良母，她比無兒無女和無丈夫的女友略勝一籌。
「我永遠不會當人的妻子，」女助教說道，「我傾向於利用男人的特權，更願意要那些不牢固的『婚姻和家庭負擔』。」
她倆經常這樣交談，交換觀點，但誰也無法改變對方……
當女助教結束工作時，時鐘已敲過四點。她把寫好的材料鎖進抽屜，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就上了大街。開始時還昂首挺胸，走得堅定自信。她那挺直的身材、端莊的外貌充滿著個性的尊嚴，吸引著行人的注意。她自己對路人並不理會，她目光朝上越過行人的頭頂看著高懸於城市上空的電車線和電線網。
在皮羅戈夫大街上，季娜伊達突然腳步放慢了，身子也縮了起來，失去了原來挺直修長的線條。兩眼灰暗，充滿了緊張的神情。腦袋低垂，臉色獃滯。她不斷地揚起頭，好象要擺脫甩不掉的思緒似的。終於，她的動作穩定了，身子也挺直起來，她兩眼盯著行人，似乎想在他們身上為自己憂心忡忡的思緒尋找庇護所。然而，時隔不久，似乎內心的支柱又坍塌了，憂慮和不安又湧上心頭。如果說這位女人此刻更多的是注意自己外表的話，那她就不會讓自己一頭美髮上的那頂象羅馬軍人頭盔似的細氈帽歪到一邊，就不會讓靴子踩到已溶化了的發黑的泥雪中。
在公共汽車站，她放慢了腳步，但沒有停下來。看到小賣部，她想起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兩腳已拐到熟悉的門口，但不知為什麼又走開了。在祖鮑夫斯基廣場上，助教整整帽子，抖掉靴子上的泥雪，看了看停在那裡的公共汽車的號碼，就跳了上去，坐到後排角落裡的一個座位上。
季娜伊達往外看了一眼，城市已在後面，樓宇稀疏了，映入眼帘的是木欄圍牆、荒地、彎曲的小巷和埋入地下半截的低矮房子。汽車在鬆軟得象是沼澤地的積雪小路上移動著。一條不流動的彎彎小河靜卧在山巒起伏的兩岸之中，岸上立著一排排樹木。閃過一個寬廣的山谷，谷地上有幾座低矮的茅舍；斜坡上有一座公墓，稀稀落落的幾個十字架和幾顆光禿的落滿白雪的灌木。村莊周圍是白茫茫的田野，上面有幾個寒鴉窩。季娜伊達冷淡的目光停在那一片一直伸延到太陽沉落處的地平線的白茫茫的大地上。夕陽照著雪白的田野。星星點點的灰色房舍就象是無邊無際的大海中的一塊塊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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