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信心當時看起來是有根據的：同自然中的雷電不同，這次閃電產生的條件和各種參數都被詳細記錄下來，我直到現在還能把當時所有的參數分毫不差地寫出來。當時的閃電電流是12000安培、電壓為8000萬伏、放電時間為119微秒，總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閃電。放電時通有每秒2.4米的空氣氣流，功率為550瓦的微波，還有外加磁場……還有大量其他參數，普通一些的如氣溫氣壓溫度之類，比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攝影拍攝的閃電路徑，以及各種儀器記錄的現場磁場強度和形狀、放射形指標等等等等，當時全部的記錄資料我記得有《戰爭與和平》那麼厚，屬於絕密。當時正值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記得納爾諾夫捧著那一大漯資料，說：『我們把導彈撤回來沒什麼，還有更能讓帝國注意膽寒的東西！』當時我們都想，以後只要按這些參數重複制造閃電，就能批量生產球狀閃電了。」
「不行嗎？」我問。
「我說過你們想得太簡單了，接下來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用同樣的參數重複的試驗什麼也產生不出來。氣急敗壞的納爾諾夫讓試驗一直這樣做下去，在以後的一年中，嚴格地按照記錄的參數，共制造了五萬次這樣的閃電，仍沒有見到球狀閃電的蹤影。
應該說明的是，在當時的蘇聯科學界，決定論和機械論是壓倒一切的思維方式，研究者們認為自然界是由鐵一般的因果關系主宰著。這種思維方式是由政治環境決定的，當時，李森科在學術界的陰魂不散，你在學術上偏離主流思想，雖然不至於像以前那麼危險，但至少會斷送自己的學術生命，像伽莫夫那樣敢於離經叛道的人畢竟是少數。在基礎科學和純理論研究領域尚且如此，球狀閃電研究當時被定位為應用項目，傳統的直線性思維更是統治著人們的頭腦。這樣的實驗結果是他們無法接受的，他們認為只要一次試驗能產生球狀閃電，以後按同樣參數做的實驗也一定能產生。於是納爾諾夫對這五萬次試驗的結果給出了一個理所當然的解釋：第一次產生球狀閃電的那次試驗參數記錄有誤。
這件事本來是弄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純工作範圍內解決，如果有人因此受到處理，最多也就是因為工作失職。但納爾諾夫慣於把一切都政治化，這事給了他一個排除異己的機會。他在給最高領導層的報告中危言聳聽，說在3141項目中有帝國主義間諜破壞。由於3141屬於國家重點武器研制項目，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並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查。
調查組主要由、格魯烏人員組成，納爾諾夫也是其主要成員之一。對於後面試驗的失敗，他提出了一個『化身博士』猜想，它來源於《化身博士》這本小說：小說的主人公配制了一種能讓人產生人格分裂的藥品，但他再次使用同樣的配方配制出的藥卻不靈了，於是他認為新買回來的原料成分不春純，但後來知道，是他成功配制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純，正是其中的雜質使他成功的。納爾諾夫認為，破壞者在第一次試驗中使系統偏離的預定參數，但歪打正著，偏離的參數產生了球狀閃電，但這個偏離的參數當然沒有被記錄，記下來的是預定參數。這個解釋雖然離奇，但在當時也是惟一能夠被調查組接受的，下面的問題就是哪些參數出現了偏差。當時的試驗由四個分系統組成，即雷電模擬系統、外加磁場系統、微波激射系統、空氣動力系統，各系統的人員組成相對獨立，被破壞者同時滲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慮其中一個系統參數偏離情況。當時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最關鍵的參數是雷電模擬系統的放電參數，而負責這個系統的設計和運行的人正是我。
這時已不是戰前的肅反年代，僅憑無端的猜測是不能定一個人的罪的。然而就在這時，我的父親在東德參加學術會議時叛逃到西德。父親是一名生物學家，是執著的基因學派，但在當時的蘇聯，基因學說還處於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學術觀點受到壓制，精神上陷入一種深深鬱悶，我想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這個舉動給我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調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領導的小組中的一些人為了明哲保身，按照納爾諾夫的授意對我百般誣陷，最終使我的間諜罪名成立，被判處二十年徒刑。
但納爾諾夫在技術上卻離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議，讓我服刑期間回基地繼續原來的工作。回到基地後，我過著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沒有人身自由，活動範圍只能在基地之內，連穿的工作服顏色都同別人不一樣。最難受的還是孤獨，除了在工作中，沒人願意同我接觸，只有組裏剛分配來的女大學生平等的對待我，給了我許多溫暖，後來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為一種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對納爾諾夫的憎恨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但說來奇怪，對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壞外，我還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認為是未知的參數偏離導致了那次試驗的成功。這讓我心灰意冷，因為如果最後找到了那個或那些偏離的參數，只能使我更難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絲毫沒有考慮這些，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產生球狀閃電。
這以後的研究路線是很明確的：參數的偏離不可能太大，否則在放電時各種監測儀器甚至肉眼都會覺察到，於是試驗時應該依次使各個參數在記錄值上下進行微小波動，如果考慮到多個參數同時偏離的情況，這是一個龐大的組合，要進行大量的試驗。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加肯定納爾諾夫是故意陷害我，因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壞，自然會想方設法讓我說出使哪些參數偏離了，但他一次也沒有問過我。而被無休止的繁重試驗任務搞得筋疲力盡的其他人則對我充滿了憎恨。但這時包括我在內，都相信再次成功產生球狀閃電只是時間問題。
事情的發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當所有可能的參數偏離都試驗過之後，仍沒有成功，這倒使我意外地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當時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與那個放豬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歡附庸風雅，對知識界要溫和的多。我的案子被重新審理，雖然沒有宣判無罪，但還是被提前釋放了，並給我提供了一個回莫斯科大學任教的機會。這可是在這偏遠基地工作的人渴望的機會，但我留了下來，球狀閃電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離開它。
現在要倒黴的是納爾諾夫了，他要對研究的失敗負責了，雖不至於像我那麼慘，但他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前程算完了。他掙紮了一下，堅持他的『化身博士』猜想，與以前不同的是認為偏離的參數可能在其他三個系統，於是又開始進行了大量的試驗，這個試驗計劃更加龐大，如果不是被一個意外的發現打斷，它不知要進行多久。
3141基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雷電模擬系統，在進行球狀閃電研究的同時，也進行一些其他的軍用或民用實驗研究項目。在一次為防雷工程進行的試驗中，竟然意外地再次產生了球狀閃電！這次閃電的參數，同我們第一次成功試驗的參數相差甚遠，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至於各種外加因素，如磁場和微波激射等，這次試驗中根本就沒有，只是一次純閃電！
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噩夢般的循環：在同一參數下把這次試驗重複了上萬次，結果同第一次一樣，球狀閃電再也沒有出現過。這一次不可能有破壞者使參數偏離，連納爾諾夫也承認他的『化身博士』猜想有誤了。他被調回西伯利亞分院，擔任了一個無關緊要的行政職務直到退休。
這時，3141項目已進行了15年。納爾諾夫走後，基地改變了試驗方向，開始進行各種不同參數組合的試驗，在其後的10年間，又產生9個球狀閃電。每產生一個所需的閃電次數最少為7000次，最多達幾十萬次，每次產生時的試驗參數均不相同，大部分相差甚遠。
80年代中期，受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刺激，蘇聯對高技術和新概念武器的投入也在加大，這其中包括球狀閃電的研究。基地的規模急劇擴大，試驗次數成倍增加，其目的是想從大量的試驗中找出產生球狀閃電條件的規律。在這最後的5年中，共產生了16個球狀閃電，但同以前一樣，對於產生它的條件，我們沒能發現任何規律。」
格莫夫領我們走近了那個梯形台，用電筒照著它說：「我把它當成紀念碑了，當被過去的回憶折磨的時候，我就到這來刻上些什麼。」
我看著梯形台的這一面，在電筒的光圈裏，我看到了許多曲線，好象是一群遊動的蛇。
「這三十年的試驗中共產生了27個球狀閃電，這是用那27次試驗中的主要參數繪制的曲線。比如這條，是閃電的電流輻值；這條，是外加磁場的強度……」
我挨著仔細地查看那些都是由27個點繪制的曲線，好象是在看一段段的噪聲記錄，或是某個生靈垂死時痛苦的痙攣，毫無規律可言。
我們跟著格莫夫轉到了梯形台的另一面，看到上面刻滿了名字。
「這是三十年中為3141項目獻身的人，惡劣的工作環境奪去了他們的生命。這個是我妻子，死於因長期接觸放電輻射而患上的一種怪病，渾身皮膚潰爛，極度痛苦的死去。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死於這種病。這是我兒子，他死於基地產生的最後一個球狀閃電，這三十年間試驗中所產生的27個球狀閃電共殺死了三個人。那東西似乎可以穿透一切，誰也無法預料它把能量什麼時候施放到什麼地方。不過我們並不覺得進行這種試驗是一件特別危險的事，因為成功產生它的機會太小了，人們會從高度警覺中漸漸松懈下來，而球狀閃電往往就在這時出現，造成災難。當最後一個球狀閃電出現時，試驗現場的人安然無恙，它卻穿透了厚厚的岩石，把處於中心控制室的我兒子燒焦了，當時他是一名在基地工作的計算機工程師。」
格莫夫關掉了電筒，轉身面對著洞廳裏廣闊的黑暗空間，長長出了一口氣：「當我走進控制中心時，看到那裏還像往常一樣寧靜，在天花板上照明燈柔和的光芒下，一切都是那麼光潔明亮，所有的計算機設備都在無聲地正常運轉著，只是在那潔白的防靜電地板正中攤放著我兒子幾乎全部被燒成灰的遺骸，仿佛是從什麼地方向那裏投射的一個幻影……在那一刻我認輸了，在這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面前，經過三十年的奮鬥，我徹底認輸了，我的生活在那一時刻已經結束，以後只是活著……
當我們又回到地面時，雪已經停了，殘陽在西邊的樹梢上，給雪染上了一層血紅色。我邁著沉重的步子向飛機走去，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也結束了。
回到格莫夫的住處後，我們三個整夜無節制地喝酒。西伯利亞的狂風在窗外呼號，《新思維》一本接著一本地在壁爐中化為灰燼。牆上和天花板上無數個球狀閃電圍著我旋轉，越轉越快，我仿佛陷入了一個白色光球的旋渦中。
格莫夫醉醺醺地說：「孩子們，找點別的事幹吧，世界上有意思的事很多……人生就一次，不要浪費在虛無縹緲的東西上。」
後來我就在書堆中睡著了，夢中我又回到了14歲生日之夜，在那雷雨之中的小屋裏，我一個人面對點著蠟燭的生日蛋糕，沒有爸爸，沒有媽媽，也沒有球狀閃電，我關於他們的夢已經結束了。
第二天一早，格莫夫送我們直到機場，分別前，林雲說：「我知道，您對我們說了許多不該說的事情，但請放心，我們以人格保證，絕不會把這一切說出去……」
格莫夫朝林雲揚起一只手：「不，少校，我讓你們來的目的就是想把這一切公諸於世，我想讓人們知道，在那個可悲的理想主義年代，有一群共青團員來到了西伯利亞的密林深處，在那裏追逐一個幽靈，並為此獻出了一生……」
我們緊緊擁抱，淚流滿面。
飛機起飛後，我疲倦地閉起雙眼靠在座位上，腦子裏一片空白。我旁邊座位的一個乘客捅了我一下，問：「中國人？」我點點頭後，他指了指座位前面的電視，好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看電視他很奇怪似的。電視上正在播新聞，形勢又緊張起來，戰爭的陰雲越來越濃。我太累了，已麻木的心對一切都不再關心，包括形勢和戰爭。我轉頭看看林雲，她正專注地看著電視，我很羨慕她，球狀閃電只是她生活中一段時間裏的一部分，失去它也不會對她構成致命打擊。我不一會就睡著了，醒來時，飛機就要降落了。
傍晚的北京春風拂面，有一種令人陶醉的溫馨，一時還看不出戰爭的陰影。冰雪中的西伯利亞這時對我來說已是一個無比遙遠、似乎只在夢中存在過的世界。其實現在看來，我以前的所有生活也是一場夢，現在夢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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