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
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
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
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
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為者，廣矣，大矣。豈當
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複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
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為所處之境，各有
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
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
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
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
《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專
稱為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
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
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
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
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雲：「我欲‧之
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
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雲「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
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
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曆代相傳，
不廢儒業，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
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
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
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
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
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
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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